吴国桢（1903—1984），字峙之，湖北建始人。
早年先后入南开中学、清华大学学习，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6年，回国之后进入政界，曾任汉口市土地局长、财政局长，
1928年，出任湖北省财政厅长；
1932年，出任汉口市长。
1939年，出任重庆市长。
1942年，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吴国桢被免职。
1943年，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
1945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1946.2-1949.3，出任上海市长。
1949年4月，去台湾，历任台湾省“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
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政权迁往台北。12月15日，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
1953年4月，因“吴国桢事件”辞“省主席”职，与妻子前往美国。受聘於《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远东问题顾问。
1953年5月，因与台湾蒋家父子政见不一，“请假赴美”，从事教育与著述。
1954年，被蒋介石明令撤销其政务委员职务、开除其国民党籍。
1966年，吴国桢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那阿姆斯特朗大学任教授，直到退休。
1984年，受邀回大陆观光，未及成行，6月6日，吴国桢在美国病故。
吴国桢照片1
早年时期1903年，吴国桢生于湖北省建始县红岩镇凉水埠村(吴国桢先生故居和吴国桢先生所读的私塾吴氏祠堂2009年亦在恢复中)，自幼随任陆军部军训处长的父亲吴经明旅居北京。
1914年，年仅10岁的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
自南开毕业后，吴国桢就读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在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之后，1926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
南开岁月吴国桢和他的哥哥吴国柄都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当时吴国桢只有十岁，是南开中学年龄最小的学生；张伯苓校长晚上查巡学生宿舍时，看见他把被子踢掉了，还曾为他盖被。
1914年，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成绩优异。很快就与年仅16岁的周恩来结为金兰之交。他曾加入周恩来为会长的"敬业乐群会"。该会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足。"吴时任该会童子部部长。周逝世后，吴在美甚为哀痛。
1982年，得长婿从中国带来与周恩来结拜兄弟时之照片，其心中有感，特作诗云：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结为兄弟，后来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同匡辅。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表达了对这位60余年前同窗挚友的深深思念，也对其未能在有生之年与周恩来重逢而遗恨终生。
周恩来与吴国桢，对于中国20世纪的这样两个人物，用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的话来说是“同窗不同路”。“同窗”指周、吴两位是当年南开极要好的中学同学。“不同路”是指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
周恩来固可不说，如果开一份吴国桢的简历：南开毕业考入清华，清华毕业负笈北美。
北美五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后任汉口市市长。抗战爆发，任陪都重庆市长。光复后接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去台后又官拜“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这样一个“芝麻开花”的履历和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自然是“道不同”了。
尽管后来(1953年)吴国桢和一手提拔他的蒋介石也割袍断义，离台赴美，在北美痛揭蒋氏父子的党国体制，但这并不意味他反蒋就认同周。作为一个有着留美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他反蒋就是反专制。因此，从他一生看，他反蒋(后半生)同时也“反共”(一生)，但并不反周。非但不反，“道不同”却“相与言”，而且私谊长存。
吴国桢（右）与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合影
赴美留学1921年，吴国桢清华毕业后，被保送到美国留学。他先是在美国格林奈尔大学学习，主修经济，兼修市政。毕业考试时，吴国桢各门课的成绩都是A（最好成绩），唯独思政课得了个B+（仅次于A）。巧的是，后来吴国桢大半生都在出任各省市的行政长官，像1932年出任汉口市市长，1939年出任重庆市市长，1946年出任上海市市长。
在美期间，他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之弟郭泰桢交谊笃厚，又与宋子文及宋美龄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日后归国从政伏下契机。晚年赴台后，文官吴国桢、武将孙立人同遭蒋氏猜疑而被抛弃，孙氏为蒋终生软禁，吴氏却在蒋夫人的关照下安然赴美。他晚年在回忆中仍称蒋夫人是“很有吸引力和魅力的女人”，“蒋夫人个人对他和他的妻子一直很好”。战时，国民党高层中甚至传出吴国桢与宋美龄有染的绯闻。而吴国桢与宋子文也是过往甚密，甚至在宋氏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时，宋氏会想到请吴国桢居间疏解。
1926年，吴国桢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起程回国。不久，吴国桢步入仕途，开始其将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
吴国桢在照片背后撰诗（1982）
学者生涯吴国桢初到美国，以演讲和笔耕为生。他与《芝加哥论坛报》签订了三年的合约，为其撰写评论，同时他也到美国各州去作巡回讲演。吴国桢更希望能到一所高等学府任教，其实，凭借吴国桢的学历、经历和才干，他应该是诸多高等学府争相聘请的对象。但在50年代，美国许多高等学府都歧视华人，同时，一些名牌大学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通”，把持讲坛，操纵刊物，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也排斥中国学者。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的胡适于1949年4月来到美国，本来也打算在美国东部的大学里谋一教职维持生活，正由于人为的因素，被排斥在大学讲坛之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胡适只好到哥伦比亚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当管理员，月薪300美元，每日埋首故纸堆里编目整理，很是委屈。
在这种背景下，吴国桢想在大学中谋一教职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直到1963年，吴国桢应邀到美国乔治亚州的阿姆斯特朗学院作特邀讲演。吴国桢的人品、伦理观、道德标准以及渊博的学识都给该校校长亨利·阿西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阿姆斯特朗由三年制的学院改为四年制的大学，正缺少历史和哲学专业的教授，亨利校长便热情地邀请吴国桢到学校任教。1965年，吴国桢应邀到阿姆斯特朗大学担任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年薪4000多美金。
吴国桢照片2
笔墨官司来到阿姆斯特朗大学任教的第二年，吴国桢即与《亚洲研究》杂志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亚洲研究》是美国亚洲学会的会刊，其前身是费正清等人创办的《远东季刊》，是一份研究亚洲和中国问题的权威刊物。
吴国桢在阅览美国出版的关于清朝地方政府的书籍时，发现这些书籍的内容既不够充实，又常有谬误之处。为了澄清有关清代地方政府的性质、组成、职能及人事制度等问题，吴国桢用英文写成《中国帝制时代的地方政府》一文，投寄给《亚洲研究》。
吴国桢本人担任地方高级官职达二十年以上，就地方政府的问题积累了不少资料。他在这篇文章中着重论述清朝时期县级地方政府的人事制度、县官职责，以及当时地方政治状况，纠正了美国某些出版物的谬误。
《亚洲研究》的总编辑克伦邀请了两位学者评阅此文。其中一位认为吴国桢并没有读过关于中国帝制时代地方政府的主要著作，比如1962年在麻省剑桥出版的瞿同祖撰著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并指出吴的学术论文没有将所引用的资料来源以注释或参引书目的方式详细列明；另一位学者认为吴国桢的论文虽然对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诠释，但这只是根据个人观察、了解，而非采自研究材料。据此，克伦将该文退了回来，并附上了评审的意见。
但是，吴国桢不服退稿的理由，他表示为了维护学术研究的崇高地位，以及使美国学术界能够获得正确的中国历史的知识，有必要将此问题澄清。此后的两年间，吴国桢连续向《亚洲研究》的总编辑克伦发出信函，指出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在内容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建议把瞿同祖书中相关内容加上吴对瞿的这本著作的批评，作为他那篇《中国帝制时代的地方政府》的篇末注释。
在吴国桢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克伦请自己的女秘书与吴取得联系。而吴国桢依然不屈不挠，执意要将这个问题弄清楚。在多次书信来往交涉、争论有关评审这篇文章的意见之后，克伦给吴国桢写了一封信，声明以后对吴的这篇文章将不再讨论和答复。
后来，吴国桢又去函数次，均被原封未拆地退回。为了这篇文章，双方来往信件多达40封，历时两年，邮电费用所耗不少。其实，该稿件即使被刊载，也并无稿酬，只是让个人的研究心得，受到应有的重视罢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吴国桢准备上法庭控告亚洲学会，但由于昂贵的律师费用，以吴的经济情况，实难承受。最后，吴国桢只好把他和亚洲学会的来往信件，连同那篇文章，自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美国为何不理解亚洲事务？》。
回国之后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受蒋介石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湖北省税务局局长、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汉口，吴国桢全家逃往重庆。
1939年，吴国桢出任重庆市长。1942年，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吴国桢被免职。
吴国桢照片4
1943年，吴国桢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45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蒋下野后，吴国桢随蒋四处行动，作为他的幕僚，出谋划策，并在1949年8月1日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内任职，但吴国桢亦特别对台湾政治有所动作，此亦种下了陈诚对吴不满的远因。
国民党逃台后，为了争取美国的好感和支持，1949年12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取代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应对白皮书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将丢失大陆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国民党政权及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这极大冲击了台湾政局和美蒋关系，被称为是给国民党这口棺材钉上了最后一个“钉子”。
国民党内群情激愤，很多人主张要公开与美国当局辩论。吴国桢主持外交组进行研讨，提出了三点"应对"方针：第一，白皮书已成过去，此后美国对华政策与战略必将有所变更，对此宜持冷静态度；第二，国民党应于短时期内在若干区域厉行改革，在较能作战之区域作若干军事能力上之表现，此为目前一切宣传成功所不可缺乏的条件；第三，民间舆论对白皮书所指责事实有所辩正时，国民党及"政府"不宜阻止，但不论辩正或批评，均有一
上海市长吴国桢和博士米尔顿雷诺兹
致观点。这些意见均为蒋介石采纳。8月16日，国民政府发表了由蒋亲自审定的声明，一方面表示对"白皮书"中许多问题"持严重异议"，"将于适当时期对它作详切之声明"；另一方面又强调两国不能因过去问题的辩论而影响互相间的“传统友谊"及"共同目标”，希望美国捐弃前嫌，继续援华。此举稳定了当时的美蒋关系，使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
台湾时期194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
12月15日，蒋中正任命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台湾地区行政机构政务委员“，以利用吴国桢“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争取美援”。
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致力于推动台湾人地方自治、农业改革，允许某些地方官员职位由普选产生，并试图减少滥用警权。但是在韩战爆发后，美国改为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并给予美援，吴国桢的地位也因此下降，与蒋经国及彭孟缉的特务系统也不断发生冲突。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无辜被捕，吴下令放人。台湾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执行蒋经国命令，坚不放人，先判死刑；由于吴的反对，经蒋介石出面，改判七年徒刑。吴国桢已完全无法再与蒋经国共事，蒋中正曾派黄伯度传话，许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之职，要吴好好与蒋经国合作，愿当“院长”兼省主席亦可。但吴一概拒绝，偕妻上日月潭，声言非辞职照准不下山。
在50年代初，随着“美台关系”的加强，吴国桢被蒋介石用于向美国示好、拉关系的作用已经不大，于是，在吴与小蒋的争权中，蒋介石开始公开偏袒蒋经国，排斥吴国桢。
1950年8月7日，吴国桢的头像刊载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1952年复活节，吴国桢由日月潭下山，在台中“无锡饭店”用餐，饭毕下楼，见包姓司机脸色惨白；吴的座车前轮与主轴联接的地方，疑似螺丝松动，几遭不测。
在这种情况下，吴国桢自感已成蒋氏父子的眼中钉，难以继续在台湾立足，乃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远赴美国。但老父幼子却被留作人质，不准同行。
1953年4月，吴国桢辞省主席职，蒋介石任命俞鸿钧接替吴国桢。1953年5月24日，吴与妻子前往美国，蒋经国、陈诚到机场送行。1954年被蒋介石明令撤销其“政务委员”职务、开除其国民党籍。
对抗蒋氏父子1953年11月，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守责”罪名突然免去了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秘书长王世杰的职务。
王与吴国桢关系十分密切，王下台后，从台湾传出他曾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12万美元的消息，实际上是影射吴“携资外逃”，台湾当局并要求他尽速返台。吴国桢认为这是蒋氏父子蓄意陷害，于是拒绝返台，并致函要求国民党辟谣。在得不到国民党的答复后，吴又想在台湾报纸刊登澄清广告，但居然没有一家台湾报纸同意刊登。于是，吴国桢决定向蒋氏父子发难。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称如不从速实行民主，台湾难以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表示他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
此言一出，即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一周以后，吴再接受美国一家通讯社记者采访，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并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
蒋介石闻言恼羞成怒，除组织岛内舆论进行围剿外，并于3月17日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指吴国桢“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分化国军，挑拨政府与人民及侨胞与祖国的关系，居心叵测”，网罗了十三条罪状，宣布解除吴国桢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对于有关“违法渎职”罪行，将彻底查办。
台湾当局并向美国政府提出让吴国桢回台的请求，但遭美国拒绝。
对于蒋氏父子在吴国桢案中扮演的角色，远在大洋彼岸的李宗仁评论说：“蒋先生统治大陆20年，未能实行三民主义，到台以后，对内厉行专制，对外宣传反攻大陆”，容不得一点批评意见，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台湾自由民主人士胡适在离台返美前对此案评论说：“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台湾当局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么就不应该因其系出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
外交活动
1942年12月，在中国已与英美等国结盟共同反抗日德意法西斯，外交活动十分频繁之际，吴国桢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
其时，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吴国桢肩负辅佐宋子文掌理战时外交的重任，曾一度对外暂代部务。其间，他参与主持了中美、中英新约签署、筹组联合国、争取国际军事政治援助等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参加了接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等重大外交接待任务，并负责处理外交部日常的外交活动，见证了战时中国争取美英支持和大国地位的外交活动。
1945年8月，吴国桢奉命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身份，与法国临时政府驻华使馆代办戴立堂在重庆签署《收回广州湾法国租借地专约》，宣告了法国强租广州湾历史的终结。
晚年生活“吴国桢事件”告一段落后，吴国桢受聘於《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远东问题顾问。1966年，吴国桢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那阿姆斯特朗大学（Armstrong Atlantic State University）任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直到退休。在美国期间，吴国桢著有各种著作，其中包括详细分析中国神话与早期历史的《中国的传统》（Chinese Heritage）一书。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后，吴国桢更加关注大陆的经济建设。通过阅读报纸和与访问大陆的人士交谈中得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步神速，由此逐步改变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看法。
1982年，大女婿俞益元归国观光。回去后向岳父详尽介绍了在大陆的所见所闻及有关方面的盛情款待，还带回了一张南开中学时吴国桢与周恩来的合影，睹物思人，吴国桢感慨万千。
次年，长子吴修广夫妇再访大陆，有关方面特意安排他们到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观光，并拜访了吴国桢的亲朋故旧。
1984年春天，邓颖超、杨静仁联名邀请吴国桢归国观光，并参加新中国35周年庆典，吴欣然应约。他重新阅读《邓小平文选》，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说：“《邓小平文选》，他反复看了3遍，这个人他非常钦佩。中国照目前的进步下去发展经济，下一世纪，将和美国、日本，鼎足而立。”[1]
遗憾的是，正当他翘首盼望回到阔别30余年的故国怀抱时，突然病故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那寓所，终年81岁。
情感生活1929年，吴国桢担任汉口市财政局长。有一天，他路过一家照相馆，看见橱窗里陈列着一张少女的相片，婀娜多姿。
吴国桢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但不知她是谁家的小姐。他见这位少女的照片是和当时一位名声不大好的电影明星杨耐梅的照片放在一起时，便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吴国桢装着很生气的样子，走进照相馆，质问老板：“你们怎么可以把人家千金小姐的相片，和电影明星的相片放在一起招揽顾客呢？”紧接着，吴又追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位小姐是一位有声望人家的女公子？”老板见吴国桢西装革履，胸前还挂着市政府的圆形徽章，知道他是当官的，于是赶紧回答：“知道，知道！她是汉阳铁厂黄厂长家的大小姐。”
这位黄厂长名黄金涛，早年也曾在美国留学。黄小姐是黄的长女黄卓群，当时正在上海中西女校读书，因天生丽质，被誉为该校校花。黄放假回汉口时，在这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被老板私下添印放大，陈列在橱窗内，招揽顾客，结果引起吴国祯的注意。
后来，在吴国桢哥哥的安排下，吴国桢和黄卓群见了面，两人一见钟情。
1930年，二人在汉口租界的一所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吴国桢和黄卓群的这段姻缘非常美满，两人相依相伴走过了一生。
半个世纪后，吴国桢已经在美国定居，他的一位邻居曾这样评价黄卓群：“吴夫人美丽贤惠，且能文能画，多才多艺。平日除料理家务外，尚能发豆芽，做豆腐，蒸馒头。最令人佩服的，她自己还能缝制西服，手艺精巧，式样大方，不逊于职业裁缝。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吴国桢是唯一一个先后担任过中国四大省市长官的人物。1933年吴国桢任汉口市长，尽心市政建设，曾主持修建沿江大堤和沿江大道，战时复为保卫大武汉，作出积极贡献。1939年吴氏又任战时陪都重庆市长，实施疏建并重、城乡并重、心物并重三个“并重”纲领，并积极修建防空洞，以减少日本军机轰炸重庆的损失。1946年任上海特别市长，竭力控制财政预算，取缔黑市和奸商，试图稳定濒临崩溃的财政经济。1949年再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协助蒋氏父子稳定台湾的统治。
吴国桢能够四次出任中国重要省市长官，首先在于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宠爱和信赖。1926年秋由美归国后，吴国桢初任上海政治学校教授，后由张群推荐入政界任职。1932年被蒋介石聘任为私人秘书，其才华深受蒋氏赏识，虽然吴氏任此职时间不长，但由此与蒋介石结成密切关系，成为其屡受重用和进入中枢任职的重要原因。
其次，吴氏在四任省市长官期间所显示出来的为人与才能也为各方所赞赏。新中国成立前夕，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到北京参加国共谈判，颜氏对吴国桢非常赏识，他对毛泽东说：“你们只想做对中国有益的事，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市长，但你们却把他列入头等战犯。”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内战战犯名单中，吴国桢位列第17位。毛泽东回答：“那丝毫没有关系，瞧傅作义将军，他也是头等战犯，但他到这边来了。你回去告诉吴国桢。要他就呆在那里，既然你们喜欢他，那么就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几天后，中共地下党果然派人与他联络，惜未为坚持“反共”立场的吴国桢所接受。[3]
《荷清苑书简》的写作风格不是特别经营或雕琢出来的，同时具有自然科学的冷静，也有人文的深刻与热情，我想这是因为吴老师经过保钓运动的洗礼，从而在他的文字里留下了影子。年轻时候的吴国祯老师，建中毕业，考入新竹清华大学，役毕后负笈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如此亮丽的学历与现在“会读书”的青年一样，或许会被归类为“人生胜利组”。但这种台湾“知识青年”的典型塑造，一走就是几十年了，“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被奉为历久不衰的黄金圭臬，住在思想牢笼里而不自知的结果，就是意识形态愈形偏执。历史给了台湾青年几次挣脱牢笼的机会，其中一次就是1970年代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4]
吴国桢与家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