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丽莎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丽莎嬷嬷的死后与生前于劳累，特丽莎嬷嬷的腰弯了，她男人般粗大的手骨节突出，阿尔巴尼亚农民似的脸上满是皱纹。她孤寂地、似乎有点蛮干地工作，建立了分别由修女和修士组成的两个传道会，他们愿意冒险和做出牺牲……加尔各答是工作的中心，在这里，特丽莎嬷嬷和她的追随者从街上收容垂死的人，以便他们在温情中平静地离开人世。他们从垃圾堆中救出被遗弃的新生婴儿……他们寻找病人和受伤的人，轻轻地擦洗爬满了蛆的肿胀的伤口，宛若擦洗耶稣身上的伤口——这一想法使他们一直坚持了下来。
加尔各答的葬礼
加尔各答市有九百多万人口，几乎每一个人的周围都有生命与特丽莎嬷嬷直接相关的人。多利根杰的一位作家在湖边发现一个垂死的男人，便把他送到特丽莎那儿，特丽莎连夜为他清洗身上的疮；一对没有生下一儿半女的夫妇，通过特丽莎收养了一名早孤的女孩；有个人力车夫把他的残疾儿子托给特丽莎，特丽莎便安排人护理……这些事儿，都不是一个被描述为活圣女的人轰轰烈烈的壮举，而只是一些质朴无华的善行。“他们应该感觉到关怀、爱护，”特丽莎嬷嬷说，“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主。”
但现在，特丽莎去世了。加尔各答人以及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崇拜者开始意识到，他们是多么怀念她的仁慈！像一位母亲一样，她一直活在孩子们的心中。普丽斯拉·路易斯修女是特丽莎嬷嬷创建的修女慈善会令人敬畏的女发言人，说话一向冷若冰霜，她在特丽莎因心力衰竭而去世的那个晚上，道出了那份茫然无措。她说：“我们全都不知所措。我们成了孤儿。我们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没有人有特丽莎会离开他们的思想准备。地方领导人竭力表现得殷勤，为特丽莎安排了一场浮华喧闹的送葬仪式，要是这位瘦小节俭的修女还活着，她一定会责骂他们的。由于希拉里·克林顿及一大批其他国际显要明确表示将莅临加尔各答参加这次葬礼，市政当局决定就特丽莎的去世大造声势。印度军队被调来服务，曾经载过甘地遗体的一座炮车被调来运送特丽莎的灵柩，有一支仪仗队，放了礼炮，并在街上设置了路障，将如潮的人群隔开，其中包括乞丐以及在加尔各答街头生生死死、吃吃睡睡的五十多万人。修女慈善会本希望有一队麻风病人和残疾人跟在灵柩后面送葬，军方最初否决了这个想法，但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同意一些麻风病人和残疾人乘坐两辆巴士远远地跟在特丽莎灵柩的后面。
芭姗特·芭拉·妲丝是名35岁的妇人，穿着一件已看不出颜色的破纱丽。她从被雨水泡了的自家茅屋出发，走了一早上，穿过整个加尔各答城来表示哀悼，但被警察拦在尼塔基室内体育馆。葬礼便是在这座体育馆举行的。“我只是来看看嬷嬷，跟她道个别。”妲丝悲悲戚戚地说。
然而，正是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这些人力车夫，这些拾破烂的，在特丽莎去世的那个雨夜，最先来到她栖身的修道院。和往常一样，特丽莎那天仍在辛勤工作，为她遍布世界的分会一一整理账目，还准备着参加第二天将在加尔各答圣保罗大教堂为她的朋友和精神同道黛安娜举行的追思礼拜。她觉得不适，便早早地结束了工作。大约晚上9点钟，她在自己简朴狭小的房间准备睡前晚祷时，突然觉得胸闷，心脏剧烈跳动。她刚在11月做过冠状动脉手术，身体还很虚弱。特丽莎嬷嬷告诉几位修女她觉得“头晕”，便重重地倒在床上，不省人事。9点32分，她就去世了。
修女们的哭声被一些人听见，消息很快传开。艾迈特·阿里是个穆斯林，以推手推车为生，是拥进屋子吊唁的十来个街坊之一。他哭着说：“我们的嬷嬷走了。”腼腆沉静，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娜玛拉修女，在午夜前鼓足了气力，禀知，特丽莎因心脏病突发而猝然去世。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褒奖特丽莎“对所有的人，不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都是感奋人心的榜样”。首批赶来吊唁的人中，包括乔蒂·巴苏，西孟加拉邦84岁的总理。数十年了，这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官员和这位虔诚的嬷嬷一直是彼此友好的对头。“我一直劝她休息休息，可她从来不听我的。”巴苏说，“很少有人能像特丽莎那样献身给穷人。”
到了半夜，即特丽莎去世数小时后，数千加尔各答人齐集在修女慈善会总部外面。后半夜，警察封锁了大楼，只让几位政坛人物、一两位电影明星和数名外交官进去。她的遗体被涂上香膏，转移到圣托马斯教堂供人瞻仰。尽管雨季豪雨如注，每天仍有5万多人前来哀悼，排着两公里长的队，只是要向特丽莎道个别。她躺在那儿，赤着脚，身上盖着印度国旗。有几位来哀悼的人是乘飞机赶来的外国人，比如来自旧金山的迈克尔·马兰。“听到她的噩耗，很让人伤心。”他说，“我怎能对一位圣女的过世漠然置之呢？”在教堂里，一些父母把孩子举起，摸一摸罩着特丽莎遗体的玻璃，最后一次祈福。许多信徒，加尔各答的和世界各地的，这时祈求特丽莎继续救度他们。马兰说：“现在我们在天堂里有了一个强而有力、专门为穷人说话的人。”
特丽莎很快就要被追认为圣女吗？这种可能性似乎在增加，因为发现这是众心所向，难以抗拒。要追认她为圣女，第一步是要为她行宣福礼，为此需得让持怀疑态度的人相信，特丽莎的“一生有着崇高的美德”，也必须证实，在她死后，至少有两件奇迹能够引起上天的注意。然而对特丽莎的崇拜者来说，让确信她创造了奇迹，并不重要；罗马天主教会正式赐封她为圣徒，也许并不紧迫，但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不容置疑的，没有教吏能指出她的缺点。正如定居德里，为特丽莎作传的纳文·萧拉说的：“她是我们中间最有良知的人。世人已经把她认作圣徒，在她的遗体上涂上了香膏。5年或50年后教会怎么追认她，只是个形式问题。”
没有了特丽莎嬷嬷超凡的魅力和组织天才，这个团体能生存下来也许是个奇迹。现在，这副担子落在了64岁的娜玛拉修女肩上，她本是一位印度教徒，带着羞涩的笑。尽管娜玛拉正式的头衔是修女慈善会会长，但她坚持平平淡淡地称之为修女。“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这个称号只留给‘嬷嬷’。因为我们爱‘嬷嬷’，所以我们都应该是修女。”娜玛拉解释说。
娜玛拉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特丽莎的葬礼。她曾就葬礼郑重地和军方的组织者争论过，要求允许更多的加尔各答平民进入尼塔基室内体育馆参加葬礼。娜玛拉的要求未得到同意，军方的理由是安全考虑。军方的限制伤害了许多人，其中包括14岁的学生梭敏·查特基，从特丽莎嬷嬷去世的那天起，他就一直坐在圣托马斯教堂外面。几年前，特丽莎发现他在屋外玩耍，便为他祈神赐福，给这个孩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查特基15次去瞻仰特丽莎的遗容，并乞求允许他参加葬礼。“如果嬷嬷还活着，她会带我们穷人进去的，”他说，“嬷嬷爱我们穷人。”
送葬队伍向设在修女慈善会总部的穴地行进。司机阿尼尔·库玛·比斯瓦斯说：“这是给大人物举行的另一种葬礼。我们才是嬷嬷挚爱的人，我们要在街上向她道别。”并不只是比斯瓦斯一个人这么想。尽管阴雨绵绵，仍有几万加尔各答人沿街送行，感谢特丽莎质朴无华的善行。
寻求灵魂的人
对于她的信众，甚或仅仅是敬重她的人来说，特丽莎嬷嬷都是一位活着的圣女，她把富人和穷人都吸引到她的身边，听从上帝的启示。
特丽莎嬷嬷俗家名阿格尼丝·甘莎·博吉亚，1910年8月26日生于斯科普里，今马其顿首府，父亲是一位成功的阿尔巴尼亚族商贩。当她7岁时，父亲在一场巴尔干种族纠纷中死去。她对自己的早年生活一直缄口不提，但她曾经告诉为她写传记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她从12岁起便开始照料穷人。18岁的时候，阿格尼丝加入了洛雷托的爱尔兰修女会，并改名特丽莎，以示对法国圣女利雪的德肋撒的敬重，这位法国圣女以虔诚、善良及面对疾病和早逝百折不挠的勇气，而享有盛名。
特丽莎修女居留拉斯凡罕的时间很短，其间在洛雷托修女会的修道院学习英文，然后飘洋过海到了印度。此后的17年里，她先是在加尔各答一所为孟加拉人大家闺秀开设的高中教书，后来又任这所学校的校长。1946年9月10日，在乘火车去大吉岭静修的途中，她听到神的“多次感召”，觉得上帝要指引她去贫民窟。“感召特别清楚，”她告诉同道，“我要离开修道院，帮助穷人，并住在他们中间。这是神的命令。”
两年后，她的第二故乡印度赢得独立，特丽莎得到罗马教廷的允许自谋生路。她罗织了12名追随者，开始建立她所说的“小团体”。修女们在加尔各答乱糟糟的街上走来走去，搜寻最堪怜悯的人；她们不得不以化缘为生，即便一日三餐也得靠别人施舍。“起初的三四个月，”为特丽莎作传的纳文·萧拉说，“有好几次她受人羞辱，泪水顺着她的两颊往下淌。她告诫自己，‘我要学会行乞，不管我得遭受多大的呵斥和羞辱。’”
不久，她询问，她和她的追随者是否能够起誓帮助那些贫穷、纯洁和顺命的人：“义无返顾地献身于照料穷人，接济需要接济的人，他们被需要和赤贫碾得粉碎，活得毫无人的尊严。”两年后罗马教廷才同意这项请求，1950年，正式组建了修女慈善会，要求这个组织的成员找出穷人、遭遗弃的人、病人、残疾人和垂死的人，“不得稍懈”。特丽莎告诫说，这是极少数人才能忍受的工作；她还告诉每一个志愿者，只有像一团“燃烧的烈火”才能成功。随着这个修女慈善会的建立，特丽莎修女成了特丽莎嬷嬷，领导着救济穷人、身患绝症者和垂死的人。修女慈善会的指导原则也就是她自己的立身之本：“让我的每一次行动成就上帝的美丽。”
1952年，修女慈善会的第一项工作，是把位于一座印度教寺庙近侧的旧寄宿舍，改造成一个可以让加尔各答的穷人舒服、干净地竟其余生的地方，这些人本来常常是孤寂地死在街上的。作为一个天主教传道会，修女们面临着疏远和左邻右舍的敌意。那印度教寺庙的僧侣，甚至要求市政当局重新安置这新近命名为“垂死者之家”的救济院。但是后来，其中一位印度教僧侣发现自己到了肺结核晚期，一家市立医院拒绝给他床位，这床位是留给能被治愈的病人的。这名天主教传道会的敌人，最后便在“垂死者之家”的一个角落里一了残生，特丽莎嬷嬷亲自照料他。这名僧侣死后，她又把他的遗体送还那寺庙，以行印度教的丧仪。这件善举传遍了大街小巷，加尔各答开始敬爱这些谦恭的修女，多年不渝。
1969年，马格里奇在BBC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唤起全世界关注这圣徒一样的行为。在这部纪录片里，他甚至声称曾亲眼目睹了一个奇迹：一组关于“垂死者之家”的镜头，被认为光线太弱，拍摄不到胶片上，结果经过特殊的处理，整个场景沐浴在“一圈异常柔和的光”里，马格里奇把它比作爱，它“绚烂，就像艺术家绕着圣者的头描画的光环”。这段小插曲在全球广泛传开来，摄影师肯·麦克米兰便解释了其中的根本原因：他使用的是柯达公司提供的一种新牌子的胶片，感光度特别好。然而，参观这家济贫院的人仍然注意到照料垂死者的修女周身笼罩着天使般的光辉。
不管是否创造了奇迹，特丽莎嬷嬷这时成了传媒上的明星。那部纪录片播出10年后，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因为“贫穷和悲苦也对和平构成一种威胁”。应她的请求，照例应有的招待宴会被取消，这样7000美元的招待费便能够用在穷人身上了。
现在，修女慈善会有4000名修女，追随她走在艰难的道路上。追随她的还有450名修士，他们属于一个独立的教会组织。特丽莎嬷嬷在120个国家建立了569个分会，为失业的人建立工厂，设立食品中心、孤儿院、麻风病院，为精神病患者、弱智人和老人建立收容所。她赢得了接近全球领袖人物的机会；她和黛安娜成了私人朋友；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把她看作值得敬重的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