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氏政权在乌江流域黔中地区的统治可以追溯到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刺史，止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 统治时间长达831年之久。开皇二年(582)，乌江下游的彭水（黔中）包括今黔东北一带，处于湖广、四川交界的“两不管“的地方，山峦起伏，地势险峻，交通极为不便，历史上称之为“蛮夷之地”，加之，“夷苗屡叛”，人民生活贫困并难以安宁。为了黔中“蛮夷之地”的治理，隋朝皇帝苦于无计可施。此时，大臣苏威保荐田宗显为黔中刺史。田宗显与子田惟康（田世康）到任一年多，黔中大治，政通人和。隋文帝大悦，于是封田宗显为国公节度使。后来，白莲教金头和尚任则天举行农民起义，朝廷再次调遣田宗显前往征伐。战争胜利后，田宗显奉命管理黔中一带，接着，又被加封为 宣慰荣禄节度使金龙护国公，子孙世袭。由此，田氏确立了对乌江流域的黔中包括黔东北地区的统治地位。
唐初太宗统治时，二世田惟康世袭为黔州刺史，因为平叛有功，又加封为黔潭二州节度使。三世田阳明平“贼”有功，授都督府大总管一职。四世田克昌能以恩威服夷，接受义军兵马使。经过田氏十多代人的努力，乌江流域的下游的治理已见成效。但今贵州境内的广大地区，虽然均为 黔中田氏政权所管辖，然而，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人民生活仍贫困而不能安宁。直到宋代大观元年(1107)，田宗显十四世孙蕃部长田祐恭入朝内附，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治。田氏政权重心已经开始从黔中的彭水移到黔中的务川，据史料记载：思州之名始于唐代，唐武德年间，有因务川当牂牁要道而设务州的记载，属于羁縻州。贞观中，又以思邛水之名改为思州。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思州辖有务川、思王、思邛三县，设址务川。政和八年（1118）以其地置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3县。宣和元年（1119），田祐恭以镇压贵州境内少数民族有功，加封贵州防御使（贵州之名始于此），赠封为少师思国公。宣和四年（1122），废州县，改务川县为城，邛水、安夷2县为堡，属黔州。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复置思州和务川、邛水、安夷3县，为羁縻州，州治务川，仍属黔州。至此，黔东及黔东北才得到有效治理。
之后，无论是羁縻或经治思州，都是田氏为知州，田氏世为思州守。进入元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推行土司制度，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思州田谨贤以地归附，乃置万户府。后改置思州军民宣抚司，隶湖广行省。元至正间，田氏族属镇远州知州田茂安，始分据其地以献农民起义首领的明玉珍，创设思南道都元帅府，其慰徙治都坪，而思州分为二矣。元顺帝至二十五年(1365)，元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归附，朱元璋仍置思南宣慰司，田仁智仍为宣慰使；朱元璋改思州宣抚使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田仁厚为宣慰使。下辖务川县、镇远府及十四州、五十二长官司。其地域“以今之地域观之，大致东起湖南永顺、保靖，西迄贵州务川、凤冈、施秉一线，北达四川酉阳，南至黔南荔波、从江，几乎占有贵州的三分之二兼及湘西之一部，地域辽阔，远远超出唐宋时代的思州（1）”。元代是思州田氏地方政权管辖范围最宽、级别最高的大土司，难怪明初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初期还说：“两广覃黄，思播田杨”，即指思州田氏、播州(今遵义)杨氏，势力之大也、强也。思州宣抚使在元代就分为思南宣慰使和思州宣抚司，故民国《贵州通志》卷6前事志曰：思州“自龙泉坪徒宣抚司治清江郡，因此称为思州，而改称故思州为思南”。可见，元至元时期(1264～1294年)思州田氏政权就一分为二了，其中一部分已迁入今思南。明代，思南宣慰司辖有水德江、蛮夷、沿河佑溪、思印江、朗溪、镇远溪洞金容金答、施秉、偏桥、邛水十五洞(团乐、得民、晓爱、陂带、邛水五长官司)、臻剖六洞横陂等处、铜仁、省溪、提溪、大万山、乌罗、平头著可、溶江芝子坪等17个长官司，加上思州宣慰司的地方，就相当于当代的岑巩、玉屏、石阡、凤冈、黎平、锦屏、从江、榕江、德江、沿河、印江、施秉、三穗、镇远、铜仁、江口、万山、松桃等县和重庆酉阳部分地方。这些地方与四川、湖广相邻，地处要冲，自元代以来，为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干线所经，有水陆通往四川、湖广，又是川盐入黔孔道之一，流寓以四川、陕西、湖广、江西为多，经济较为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价值。
至此，思南、思州田氏宣慰司为贵州四大土司中的两大土司，思南、思州（今岑巩）分别成为黔东北和黔东的两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改土归流的直接发生地，其辖大片土地也为贵州建省奠定了地域基础[1]。
田氏土司自战国至汉至周，均是黔中地或思州之地的一大望族。
从《太平御览》的记载知：“涪陵蛮时，有冉氏，何氏、田氏。聚落最盛，大者万户，小者千户.....太和十七年（493），蛮帅田益宗率部曲四千户内附。”面对蛮夷地，土地之宽广，人烟稀少的黔中，能拥有四千户的民众，确实不易，这足以说明田氏系望族，拥有很大一片疆域。
北周保定四年（564），涪陵蛮帅田思鹤以地内附周，建德三年（574）改奉州为黔州。”
《沿河县志》载：“随文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刺史。”
又根据民国《沿河县志》引《田氏宗谱》载：“随文帝开皇二年（582），黔中夷苗屡叛，大臣苏威保奏（田）宗显为黔中刺史，同子惟康赴任年余，黔中大治，文帝诰封为国公节度使之职。旋陕西天鹅山白莲教金头和尚为乱，调宗显往征，兵至天鹅山与贼战，贼败奔四川、成都。宗显追至，贼复败走渝城朝天门，潜往小河，追及复战，贼又败。兵至漆地安营，访贼至石马，问往民何地，民以石马即庸州答之，宗显详观地形，山环水抱，下居焉。迨贼授首，奉命镇管黔中思州十八堡，沿治四十八渡。旋加封为宣慰荣禄节度使金龙护国公，子孙世袭宣慰职，军民两管。”
依据《元史》、《明史》、《贵州通志》、《思州府志》、《思南府志》、《镇远府志》、《沿河县志》、《铜仁市志》、《岑巩县志》、《田氏雁门堂记》等史料记载：
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初七（1365年7月27日），授思州军民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以武功靖乱，加朝烈大夫，管古州八万军民事的田仁厚，派遣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泉首先纳款，随即将田氏世守的二府、十县、三十四州（长官司）地方图册献纳明朝朱元璋。
思州田氏原为一部，元末分为思州、思南两部，嫡房据思州。由于二十三世三房田茂安（二房田茂忠子夭亡已绝，茂安承袭）将长房辖地（如务川、思王、思邛等）割献夏明玉珍，接着归顺明王朝朱元璋。长房二十四世田仁厚心甚不服，遂造成两家仇杀不息。到二十六世田琛（长房）与二十七世田宗鼎（三房）连续几代人相互残杀不止，朝廷乘机改土归流，派顾成擒二田送京师伏诛。
明武洪二十八年（1395），赠怀远将军；
明永乐八年（1410），田宗鼎袭思南宣慰使；
明永乐八年（1410）田宗鼎与思南宣慰副使黄禧构怨，奏讦累年。朝廷以田氏世守其地，又先归诚，曲为保全。
明永乐九年（1411），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又与思州宣慰使田琛为争夺朱砂矿井发生战争，朝廷知晓后屡禁不止。田琛与湖南辰州知府黄禧（黄与田宗鼎结怨多年，朝廷改黄禧任湖南辰州知府）联合兵攻思南。田宗鼎闻之携家眷出走，田琛杀其田宗鼎之弟，随即挖田宗鼎之祖坟并戳田宗鼎的母尸，尽掠人货财物。朝廷据田宗鼎投诉，累敕田琛、黄禧赴京自辩，都抗拒不去。
明成祖朱棣以田氏飞扬跋扈，屡不接受朝廷的禁令，为“不何令田氏遗孽复踵为乱”，以达到地置郡县、改土归流的目的，便果断地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二田氏争端，予田琛“构煽旁州，屠戮善良，抗拒朝命”的罪名，命镇远侯顾成率官兵五万讨伐，先后擒田琛、黄禧至京师。为救田琛，田琛之妻冉氏与部属合谋，扇动和唆使台罗（峨）诸寨苗普亮作乱。明成祖朱棣大怒，于明永乐十年（1412）将田琛革职，斩首。
没过多久，因田宗鼎在数日前于京师时，因与田琛互揭祖母罪，“宗鼎言，因发祖母杨氏阴事，谓与（黄）禧奸，造祸本。杨氏亦发宗鼎缢杀亲母，渎乱人伦事。”朝廷便以灭伦罪为由，于明永乐十年（1412）三月初五日时将田宗鼎杀掉，并没收家产。相传执宗鼎之日，锦衣旗校数人，以辰时至，当即执以登舟下蜀。次日，有都指挥一员，领兵籍其财物，毁其宫室。
当时，宗鼎禁民居不得瓦屋，不得种稻，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属官俱以喜怒予夺生杀之，日刑数人于香炉滩，今其水底见有血色如花状，俗名香炉滩开花，则必有覆溺者。呜呼！徽文皇之英断，则此邦何由见天日也。
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二日（1413年3月3日）废思州宣慰司、思南宣慰司，以思州之地置思州、黎平、新化、石阡四府，以思南之地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设贵州布政使总辖，设流官，贵州行省由此始。倘若思州、思南二田氏和睦相处，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贵州”一省这是很难说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善，社会必将愈来愈进步，土司最终会被迫消亡在历史的烟尘中。
田琛被诛，家产被籍没，子孙逃散，潜隐他乡（如木召、白土坪等地，相传隐住木召田氏改为刘姓，列为思州宣慰司副使刘贵的后裔），衙院遭劫而沦为废墟。二百余年后，清初田维栋（长房后裔一支）巧计编传一个金鸭子的神话故事，遮人耳目，借机回归故里衙院。康熙年间田仁统考中武举人而步入仕途，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乾隆年间建成15座规模宏大、雄伟堂皇、具有苗族特色的“庭院”，仿衙门宅第而建，又继称“衙院”（包括“后院”和“马院”）。清咸丰年间，衙院惨遭兵燹，战火吞没了14座印子，只有一座占地800多平方米的印子完整地幸存了下来。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土匪猖獗，民不聊生。衙院人口锐减。
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寨只有21户，85人，瓦屋16幢，茅草房5栋。几度兴衰几度春秋，衙院终于获得新的生命。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勤奋的苗族人在14座大印子的废墟上重建起鳞次栉比的大瓦房及砖木结构房屋，正房35幢，厢房6幢。如今的衙院，人才辈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根据思州田氏族谱记载，田氏土司的祖先田宗显为隋朝时期入南疆的汉族，但经过在思州的数代生活之后，思州田氏已被当地少数民族习俗所影响。由于思州故地的田氏族人被分别划进了汉、苗、土家和仡佬，造成了思州土司的族属问题争议不断。
如果按照父系传承来看，思州土司应是汉族无疑。但是思州土司后人的生活习惯中保留着大量的少数民族风俗，因此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思州土司也有可能是少数民族汉化所致，族谱可能存在攀附之嫌。
在东部苗族的巫经中经常提到“怪来”（田官人）和“怪卡”（杨官人），即思州田氏和播州杨氏。苗族学者认为，在东部苗族七大人口最多的姓氏吴、杨、龙、田、廖、石、麻中，田、杨二姓最先归化，被封建王朝封为土司，以苗制苗。其后代必须“读汉书，习汉礼”，这样有部分就渐渐的同化为熟苗了，但苗族学者伍新福认为思州田氏并非与汉晋时的澧中蛮、酉阳蛮田氏“一脉相承，而是另出一源，是汉族。《嘉靖思南府志》载：“府旧为苗夷所居，自祐恭克服之后，芟荑殆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赶苗拓业”在思南有文字记载的是田儒铭平“浪水十五洞叛苗”事件。元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思州土司（今思南）田儒铭率军前往今印江县征讨“浪水十五洞叛苗”，在“斩杀无数”的战事结束后，允许幸免于难的“残苗”投各峒重开生业。田儒铭在上表中自称，此举“非赶苗托[拓]业之谓也，实抚苗安业之谓也。”可见思州田氏是为汉族利益服务的。并且《苗防备览》卷8《风俗考上》：“苗姓，吴、龙、石、麻、廖为真苗，其杨、施、彭、张、洪诸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族类。”可见田杨本非苗族姓氏。所以说思州田氏是苗族的说法实属牵强。
此外，由于黔东地区划分出了大量土家族，因此有土家族学者提出思州土司土家族说的观点，但由于黔东地区土家族已汉化，并没有保留土家语和土家族风俗，所以此说法并不能拿出有力的证据。
《嘉靖思南府志》载：“府旧为苗夷所居，自祐恭克服之后，芟荑殆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陕西皆宣慰氏之羽翼，各司正副官与里之长是也。且历代都有思州土司为朝廷剿灭的蛮夷的记载。可见思州土司代表的是汉族利益当无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