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字仙槎，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城内当典街人。爱国民主人士。早年就读于山东省立六中（今山东菏泽第一中学）。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新潮社”前期成员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何思源参加了天安门前的集会及后来的一些爱国斗争。同年秋，何思源考取官费留美生。1921年冬华盛顿会议开幕，中国人民要求大会讨论山东问题。何思源作为中国留美学生代表成员，会见中国出席会议代表，要求据理力争。会议期间，何思源撰写《华盛顿会议中山东问题之经过》一文，寄回国内《东方杂志》发表。1922年秋，何思源去欧洲。次年，入柏林大学研究经济。1924年到巴黎。期间，撰写《国际经济政策》一书。1926年冬回到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
192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6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参与策划在山东“清党”。1928年4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副主任兼法科主任。1928年5月到济南。6月1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泰安成立，冯系将领孙良诚任主席，何思源任国民党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在他长期主持山东教育工作期间，任用之人，多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留美出身的有才之士，使山东教育界汇聚了不少人才。
1928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国立山东大学，并组成由何思源、魏宗晋、陈雪南、赵畸、王近信、彭百川、杨亮功、杨振声、杜光埙、傅斯年、孙学悟等11人组成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工作。在筹备过程中，蔡元培先生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设在青岛，取得教育部长蒋梦麟的同意，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将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改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除接收原省立山东大学外，并将私立青岛大学校产、校舍收用，筹备国立青岛大学，何思源负责具体工作。
在任期间，何思源还竭力保证各大学校的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1929年，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演出了《子见南子》的独幕剧。这让孔氏家族非常不满，他们认为该剧玷污了孔圣人的形象，向南京国民政府控告校长宋还吾，要求禁演该剧。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经过何思源的斡旋，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场争论背后，其实蕴含着学术自由与学术专制的较量。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何思源，站在了学术自由的这一边。与这件事异曲同工的还有他保护胡也频、丁玲夫妇的往事。
山东大学前身-国立山东大学
上世纪30年代，胡也频来到济南省立高中担任国文教师。教学期间，胡也频大力宣传现代文学、普罗文学，马克思主义，影响了很多青年学生，季羡林当时就是胡也频的学生。很快，胡也频的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党部的注意，此事惊动了韩复榘。韩复榘原本打算逮捕胡也频，但在何思源的劝说下，最终放弃了这一行动。何思源的这一行为，让人想起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教育之外，何思源也致力于山东农村的乡村建设。在他的帮助下，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多次来到山东，梁漱溟以山东邹平为据点，展开了乡村建设运动。
“七七事变”的爆发打乱了何思源建设山东的美好梦想。他必须起来与日寇斗争。抗战期间，何思源的老同学罗家伦曾概括出抗战的一个奇特现象:“武人没有降将，文人偏有汉奸。”罗家伦的概括很深刻，但也有例外。至少，山东的抗战情形与罗家伦概括的恰好相反。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鲁北一带组织部队与日本侵略军作战。1944年12月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日本投降后，率部接受伪省政府和“敌伪财产”。
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何思源早在1945年6月便秘密入鲁，并在9月1日返回济南。何思源返回济南后，先是把远在阜阳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机关迁回济南，接收了国民党控制下的山东日伪政权，并委派了专员、县长。与此同时，何思源还尽量把国民党地方部队收于麾下，收编了日伪武装，扩大了武装力量。
1946年(民国35年)，国民党山东绥靖统一指挥部成立，以王耀武为主任，何思源、庞镜塘为副主任。（王耀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6年10月调任北平市市长。1948年秋，被免去北平市市长职务。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北平解放前夕，他是北平市和平谈判首席代表，为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因此遭到国民党的暗害，寓所被炸，除小女儿被炸死外，他和夫人等全家人全部受伤。但他不畏强暴，坚定地与其他代表同到前线与中共代表谈判，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毛泽东说他是“真正代表了民意”。
何思源的这一抉择，或许与他对经济制度与国家的认知有关。在留学时代，何思源一直主张计划经济，而苏联正是计划经济的典范，这让何思源对新政权的经济政策抱有期待。何思源在《回忆我的一生》中说:“我在美国上了三年大学，自感一事无成。1922年转赴欧洲，先到德国学习。在德国三年，学习经济和政治。我觉得美国的自由经济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他们的思想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国家没有政策和计划，而德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干预较多，人民也有服从国家管理的习惯。我对经济政策和计划问题发生兴趣，想写一本书。”后来，何思源真的写了一本《经济统制论》,宣传计划经济。
何思源
除此之外，何思源一直是国家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他认为:“自由是民族之自由，不是个人之自由。”何思源的这种对国家的认知，与胡适的主张截然对立。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胡适写道:“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何思源主张“舍己为国”,最终他选择了留在国内。而胡适则主张“哪里有自由，哪里才是我的祖国”,最终，胡适选择了离开中国，远赴美国。
新中国成立后，何思源多次担任政协委员，还翻译了许多名著，并多次对台湾民众广播，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积极奔走。
周恩来与何思源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何思源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与国事。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至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他先后在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全国政协会刊编辑部从事编译工作，发挥其精通英、德、法、俄4种外语的特长，笔耕不辍，译著甚丰。60年代初，出版的译著已达16部，其中有《哥白尼与太阳中心宇宙系统》《凯绥·克勒惠支》《卡尔·马克思》《保思·郎之万》《近代中国外交史》等。同时还致力于《法华字典》《德语文法》的编纂工作，并撰写了8万多字的文史资料。他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积极奔走。
健康状况1982年4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智救妻儿故事背景
何思源陪蒋介石司令登泰山
抗日战争来临的时候，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本应随政府机构一起撤到大后方，但他没有走，选择了留在山东坚持敌后抗战。在长期的抗日准备下，何思源清楚日军在山东占据了几条铁路线上的一些城市，距铁路十几里的县城仍由中国人控制，几乎在敌后各地方都有地方部队进行抗战，这些部队势力有大有小，性质也不一样，彼此常为争夺地盘和给养发生矛盾冲突，但在民族大义上是一致的，因此敌我双方的优势与劣势，他成竹在胸。许多地方武装的领导，何思源都认识，有些人就是他训练出来的学生，因此，他拥有一支坚持抗战的骨干队伍。
影响1937年10月，日军占领黄河北岸，在鹊山向济南市打炮。坚定而沉着的何思源组织起省教育厅的干部，分组带队，沿途设站，指导和帮助逃难的老百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在鲁北，人们对何思源充满爱戴和尊敬。“老厅长”三个字成为人们对何思源的专称，妇孺皆知。爱屋及乌，凡是何思源手下省教育厅的人，即使是在土匪、伪军占领的地区也可以通行无阻。日本人则恨透了何思源，曾动员山东、河北兵力几千人，几百辆汽车，分几路大举扫荡鲁北。所有日军都带着何思源的照片，恨不能很快抓住何思源，将他处死。但是处处有中国人，处处是中国心。日本人有时与何思源当面走过，也没能认出他，抓住他。几年里，何思源带领游击队东奔西跑，转战鲁北平原，经历了日寇的讨伐、扫荡、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在山东人民的保护下他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危机状况何思源与家人合影
何思源的夫人何宜文是法国人，育有四个子女。抗战期间为支持何思源抗日，深明大义的何夫人独自带孩子住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1942年，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抓不住何思源，竟通过意大利租界劫持何夫人和孩子做人质。这时，最小的女儿何鲁美才6岁，最大的儿子何理路也才只有12岁。他们威胁何思源：如肯投降，南京的部长、山东的省长任他选，否则就处死他的全家。更为毒辣的是他们扬言要派军队包围何思源的驻地，把他的妻儿绑赴进攻的日军之前。
做法何思源与妻子何宜文
得知日本人掳走妻子儿女后，何思源心急如焚、悲愤莫名。但是他以民族大义为重，绝不向敌人示弱。他所掌握的知识使他异常准确地判断：此事虽是日本人所为，但意大利也参与其事。而何宜文是法国人，法国政府决不会袖手旁观，这就牵涉到中、日、意、法四国，况且国际公法有禁止用妇女、儿童作人质的规定。知识就是智慧，他决定：此事得闹大，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形成国际纠纷，让日本人有所顾忌，才不敢轻易地下毒手。何思源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留给夫人何宜文的，一封是给鲁北地方武装将领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决不屈服，抗日到底的决心。目的是表明态度稳住军心民心。然后，他一面电告国民政府，要求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意大利政府提出严重交涉，抗议意大利政府为虎作伥，把自己租界中的良民引渡给别国政府。一面派得力的人士分赴天津、北平、南京、重庆等地积极活动，向报馆、教会、团体、学校、慈善机构及各国领事揭露此事，广造舆论。指斥日军不顾国际公约，在战争中以妇女儿童作人质的暴行，严正声明意大利租界当局参与了这一暴行，负有严重责任。何思源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鲁北各地的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都逮捕，集中在一个秘密地点软禁起来。他提出如果自己的家属被害，所扣押的意大利人也将没有人身安全保障。
何思源利用各方关系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人放了妻儿。
他的行动很快就见效了，在天津的意大利教会曾受过何思源的帮助，他们首先埋怨意租界当局不该为虎作伥帮助日本人抓何夫人和孩子。南京方面的意大利大使也着了慌，怕何思源真地蛮干，立即去找日军总司令。有些大汉奸也批评日本人：“这一手太不高明！”重庆方面指定外交部的王宠惠与法国政府、意大利政府商量，由意大利政府出面要回人质。
故事结果日本侵略者人质在手，一面用飞机散发劝降何思源的传单，妄图涣散瓦解鲁北军民的抗日决心。一面派人送劝降信给何思源，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一身戎装的日本宪兵队长小林爱男站在柔弱的何夫人和幼小的孩子们身后，犹如豺狼炫耀到手的羔羊。何思源没有拆信看，在一次为抗日阵亡的张营长举行追悼的大会上，他当着全体军民面把日军的来信举给大家看，他说：“日本鬼子想让我去当他们的省长、部长，是瞎了眼！真无耻！这封信我没拆，更不屑看。”说着就当众把信给撕得粉碎。他接着说：“大家放心，日本鬼子动不了我一根毫毛，我的家眷是日本鬼子从意大利租界抓走的，我向意大利要人！我们坚决抗战到底，如果有人胡说八道，就以汉奸治罪！”最后何思源坚定地说：“他们还送来一张照片，我留下作证，将来拿住日本宪兵，好对照治罪。”他的副官是徐希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