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在裴度的统一指挥下，李愬雪夜入蔡州(今河南汝南)，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被擒获，至此，不听朝廷号令达五十余年的淮西，终于回到了中央政府的手里。各地割据的藩镇，听到消息，震慑不已，纷纷表示效忠朝廷。朝廷上下无不笼罩在盛大的喜悦之中，群臣诸将纷纷请求刻石记功，立碑于蔡州，以纪念这次重大的军事胜利。唐宪宗遂命亲历此次战役的大文学家、行军司马韩愈撰写碑文。
韩愈接到圣旨后，感到事关重大，虽然是一代文豪，但谨慎有加，“经涉旬月，不敢措手”，按照后来李商隐《韩碑》一诗的说法，“公退斋戒坐子阁，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连续奋战七十天后，在818年三月方才写好进呈皇帝阅览。
碑文概述了藩镇割据、祸国殃民的严重性，突出了皇帝调兵遣将、布置平叛的英明，叙述了任命裴度为统帅、李愬雪夜入蔡州的战争经过，最后写皇帝论功封赏，歌功颂德，万民欢庆的场面。整个碑文词采裴然，大气磅礴，浑然天成。
宪宗看后大喜，命人将碑文抄写数遍，凡是立功将帅每人赐给一篇，并诏令在蔡州刻石立碑。蔡州原来有一通节度使吴少诚所立的政德碑，韩愈《平淮西碑》就在磨平政德碑旧石后改刻而成。
中兴名臣裴度之功，大文豪韩愈之文，确实是相得益彰，当世双绝，奇文一出，全国称颂。
难怪宋代葛立方赞叹道：“裴度平淮西，绝世之功也。韩愈《平淮西碑》，绝世之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当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发度之功。”
可是，谁也没有料想到，韩愈的《平淮西碑》，竟然引发了一桩历史公案。
事件的起因虽然复杂，但归纳起来其实就是四个字，李愬争功。
据《旧唐书·韩愈传》记载：“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妻出入禁中，因诉碑文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原来，少数人责怪韩愈的碑文中把裴度推崇得过高了，而没有把李愬写成战功第一人。韩碑立好之后不久，就被李愬的部将推倒。而李愬的妻子是唐宪宗姑母的女儿，可以在皇宫出入，她屡屡在唐宪宗面前诉说碑文没有将李愬功劳写好。于是，唐宪宗便下令磨去韩愈的碑文，让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并于819年十二月重新将段文昌的碑文刻于其上。
就这样，韩碑变成了段碑。
自此之后，历代关于韩碑与段碑之争不断，先是争论碑文写作水平之高低，又争论裴度与李愬的功劳谁大，继而争论裴度与李愬的气度。
1、
先说写作水平。
韩碑与段碑碑文都被录入《全唐文》，客观评价，段文昌的碑文其实也是一篇绝佳文章，但不幸的是，与他一较高下的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光听听名气，就知道孰优孰劣。所以，和人比试身手，最好是选择处在同一级别的对手。
大诗人李商隐就对这件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在《韩碑》一诗中大发议论，“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
2、
再说说功劳高低。
裴度在淮西战事不能进展之时，临危受命，出任率军统帅，前往淮西。临行前，裴度向唐宪宗发誓，“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那种义无反顾的大义凛然，把唐宪宗感动得为之流涕。
裴度作为战略统帅，协调各军，指挥有度;李愬作为战役指挥官，奇袭蔡州，活捉吴元济。两人居功甚伟，谁排第一都无可厚非。而历来论功排位，将帅分明，“将”一般不能凌驾于“帅”之上。而平心而论，韩愈的《平淮西碑》碑文对于裴度、李愬之功，评价也是相当客观的。
3、
最后说说气度。
裴度坚持唯才是举，晚年退居东都洛阳，终日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以诗酒琴书自乐，不问政事，气度之高，可见一斑。
李愬有谋略，善骑射，勇敢善战，百战百胜，不愧是一代名将，但就是争功一事，给后世留下了瑕疵。
其实李愬根本不用去争，《李愬雪夜入蔡州》一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让更多的人们记住了李愬，而忘记了裴度。
到宋代开始，人们大多褒扬韩碑而贬低段碑。
尽管当时磨去韩愈的碑文，让韩愈的声誉受损，但历史却把他抬得更高。
宋代有一位汝南太守，就命人磨去《平淮西碑》上的段文，把韩文又重新镌刻上去。但是，上面已经不是韩愈的字体了。
1080年，大文豪苏轼来到汝南，写下了“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灸，不知世有段文昌”的诗句，直接推崇韩愈，贬低段文昌。
清代汝南人傅鹤翔曾作诗《秋日阅韩文公平淮西碑》，其中前几句是“荒原寻古立西风，拂拭残碑夕照中。不是绯衣坚大讨，谁来雪夜奏其功”，也指出了裴度之功高于李愬。
一块石碑，两段碑文，竟牵扯出许多历史人物，引来无数评论。
而这段千年往事，又给《平淮西碑》增添了厚重的文化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