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门罕战役,或称哈拉哈河战役,又叫诺门坎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及苏联在远东地区发生的一场战役。日本称5月11日至6月上旬的事件称为第1次ノモンハン事件,即第2次诺门罕事件。
战事于1939年在当时的满洲与蒙古的边界诺门罕发生。日、苏双方的军队分别代表“伪满洲国”及“蒙古国”交战(以苏联朱可夫元帅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元帅为领导的苏蒙联军),但日、苏双方并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战事以日本关东军大败结束。日、苏双方此后在二次大战中一直维持和平状态,直至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后,苏联在8月8日向日本宣战并攻击伪满洲国的八月风暴行动为止。
诺门罕战役,起因于侵华日军和外蒙军为诺门罕以西,直至哈拉哈河这块呈三角形地区的归属问题,最后引起战役。战役结果以日本关东军的惨败而告终。
诺门罕战役使东北关东军向西侵略的企图彻底落空,进而促使日军不得不放弃“北进政策”而选择“南进政策”,进攻太平洋诸岛,偷袭珍珠港,最终导致日本法西斯完全覆灭。日本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 这是蒙古国历史上重要的战役之一,蒙古国为战争爆发70周年作纪念活动。
诺门坎战役背景:日军以边境问题为由进行挑衅由于地缘政治上的冲突,日俄在近代曾多次开战。两国在1904年在中国的东北爆发全面的日俄战争,结果日本战胜,中国的东北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亦被迫把库页岛南部割让与日本。1921中国的外蒙古宣布独立。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在1932年成立听命于日本的伪满洲国。伪满洲国与蒙古国为邻,并分别有日本及苏联的驻军。双方在不少的地段存在边境纠纷。
1935年起,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的部队以及兴安骑兵部队,便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为借口,不断在中蒙边界地带进行挑衅,以试探苏联和蒙古的军事实力。从1935年1月至1938年10月,共发生多次军事冲突,规模逐步升级。1936年3月30日,日本关东军涩各支队1500人乘汽车50辆、装甲车12辆、坦克4辆,入侵蒙古境内阿达格多兰地区,被苏蒙军队击溃。同年3月12日苏蒙签订互助协定,不断加强边防。1938年7月,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开进海拉尔。同年10月,苏蒙远东军第57特别军开进蒙古驻防,双方议和停战协定。
相关信息
伪满洲国
伪满洲国(1932年3月1日-1945年8月18日)是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所扶植的一个傀儡伪政权。因国民政府和中共及国际社会对伪满政权均不予承认,故被称作“伪满洲国”或“伪满”。“首都”设于新京(今吉林长春),“领土”包括现今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不含“关东州”,即旅大),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省承德市。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军队的撺掇下,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潜逃至东北,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日本语:まんしゅうこく) 。
“伪满洲国”初期为“共和”体制,不久后以溥仪为“元首”,初期称号为“执政”,年号“大同”,溥仪后称“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日本本土受到美国发射的两枚原子弹的攻击,苏联红军突袭了驻守在伪满洲国的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1945年日本战败;同年的8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溥仪在通化临江县(今属白山市)大栗子沟矿山株式会社技工培养所(日语:鉱山株式会社技术养成所,今白山临江大栗子镇伪满皇帝溥仪行宫博物馆)内举行“退位仪式”,宣读“退位诏书”,伪满灭亡,之后包括溥仪在内的伪满战犯被苏军抓获,并于1950年被移交给中共政府,接受改造。
诺门坎战役的导火索:留西柯夫叛逃引发紧张局势1937年至1938年的两年里,随着斯大林开展的日渐惨烈的“大清洗运动”——“苏联五名元帅杀了三名,四名一级指挥员杀了三名,十二名二级集团军司令员杀了十二名,一个不剩;六十七名军长杀了六十名,一百九十九名师长杀了一百三十六名……”,由于留希科夫的档案中有了“污点”,担心受到清洗,便很快与日本间谍进行了接触,于1938年偷越国境逃至中国东北领土满洲里,叛逃到了日本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负责审查他们,最终决定如何处置。
留希科夫是前苏联克格勃远东地区部长,掌握着远东谍报通信密码等大量机密。被日军解押到东京。
留希柯夫的出逃,苏俄表面上故作镇静,若无其事地否认这一事件,但让苏俄高层陷入一片恐慌,也给日本人造成一次决不小于一场突发海啸的震荡!这位职务全称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军衔为大将的留西柯夫,带来的最重要情报是——苏俄远东地区结集有几十万红军和一千几百架军用飞机。而至1938年6月底,日军在朝鲜、满洲的对苏兵力只有9个师团。另有2个师团在国内,其余的23个师团都部署在对华战场上。倘若此时苏俄对日作战,日本将几近于螳螂当车。
为防万一,日本赶紧增加关东军的兵力,并极力扩充国境线的空军和装甲部队。在双方剑拔弩张的形势下,7月,爆发了“张鼓峰事件”,次年夏,又发生“诺门坎事件”。在这两场武装冲突中,前者只是小试牛刀,不到两周即告结束。后者,则整整打了三个月,双方动用了大炮、坦克和飞机,是一次真正的实力较量。这一仗,以日本惨败而告终,日军伤亡达五万余人。因留西柯夫作证,待日本在日华战争中消耗了力量,苏联就打算进攻日本,日本抓紧与德国、意大利签定“共同防共协定”,以使苏俄投鼠忌器。由参谋本部情报部谋略课长调任陆军省军务课长的影佐祯昭大佐,在留西柯夫叛逃后的第八天,拟就了《支那事变处理纲要》的文件,并提交给此时已担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在这份作为陆军政略的文件里,已有争取在年内结束“日华事变”的想法,以避免未来可能在两个战场上腹背受敌。
诺门坎战役第一阶段:日军一个搜索队被苏军消灭1939年5月4日至9月16日,在新巴尔虎左旗境内诺门罕布日德地区及蒙古国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满”蒙边境战争,即日本、伪满洲国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事件。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决定首先在诺门罕一带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占领其东部的领土哈拉哈地区,作为下步侵入苏联远东地区的跳板,进而实现蓄谋已久的“北进计划”。5月4日,蒙军第24国境警备队由山西岸涉水到哈拉哈河以东地区放牧。伪兴安警备骑兵第3连驻锡林陶拉盖哨所的一班士兵立即开枪阻截,并上马追赶,将蒙军牧马人和马群赶回西岸。蒙军第7国境哨所50余名骑兵攻占设在争议地区的伪满锡林陶拉盖哨所。
5月13日晚21时,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搜索队队长东八百藏中佐奉命率104名骑兵、90名装甲兵到达距诺门罕尚有80多公里的甘珠尔庙,派出侦查兵进行作战准备。关东军司令部将驻齐齐哈尔的飞行侦察第10战队、海拉尔飞行第24战队、关东军汽车队的运输汽车100辆,归23师团指挥、使用。
5月14~15日,东八百藏部队在5架日机的配合下,向哈拉哈河以东的蒙军742高地攻击。蒙军居于劣势(伤亡30余名),主动撤向河西。5月17日,东八百藏率部队返回海拉尔。苏联政府依据《苏蒙互助协定》而介入,立即将第11坦克旅开往哈拉哈河地区,同时命令驻在乌兰乌德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师一部向哈拉哈河集合,并将第57特别军司令部从乌兰巴托迁到距哈拉哈河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苏联的飞机也不断在战事地区集合,并在诺门罕地区飞行侦查。蒙军骑兵第6师又渡过哈拉哈河,架起浮桥。
1939年5月28日拂晓,由山县武光大佐负责指挥的第64联队一部约1058人、东八百藏中佐搜索队约200人及伪满兴安骑兵第1、2、8团各一部,分三个方向围攻蒙军,结果被苏蒙军击败,日军搜索队战死115人、失踪81人,几乎全军覆没,东八百藏本人也被击毙;而日军山县部队战死151人、生死不明92人,伤亡率为20%。
诺门坎战役的关键人物辻政信:奉行皇军以一当十辻政信(1902.10.01~1968.07.20)陆士36期,陆大43期。 历任步兵第7联队中队长,参谋本部编制班部员,陆士本科生中队长,北支那方面军参谋,关东军作战参谋,第11军司令部部员,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部员,台湾军研究部员,参谋本部兵站班长,第25军参谋,参谋本部作战班长,陆大教官,支那派遣军第3课长,第33军作战主任参谋,第33军高级参谋,第39军参谋,第18方面军参谋,众议院议员,参议院议员。
在石原莞尔所谓的“日本帝国国防方针”中,都把俄国或苏联放在威胁的第一位。辻政信的想法在日本陆军很有代表性:只要狠狠打一下。1939年5月11日,几十名外蒙骑兵渡过了哈拉哈河,和当地的伪满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带领第23师团作战。1939年5月27日,日军向苏蒙军发起攻击,第23师团骑兵联队和重装甲车部队虽包抄奇袭蒙军指挥部得手,但很快被苏军坦克包围,日军的重装甲车根本不是苏军坦克的对手,苏蒙军1个喷火坦克连和装甲车营轻而易举地全歼了日军这股快速部队。正面进攻的日军被苏军密集的炮火打得丢盔卸甲、损伤过半,撤回了海拉尔。
1939年6月20日,第23师团全体出动,小松原带着2万多人浩浩荡荡地向诺门坎进发了,同时出动的还有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第7师团主力,从7月1日起,第1坦克师团的多次冲锋都无功而返,苏军顽强地把守着河东岸阵地。只有1939年7月3日晚,第4坦克联队利用大雨掩护和苏军的麻痹,奔袭苏军第36摩步师重炮阵地侥幸得手。
苏军总参谋部决定总攻时间为8月20日(星期天),因为按照惯例,日军前沿部队的军官有半数要轮流到海拉尔去休假。进攻的命令20日凌晨2点45分传达到一线连队,对面日军阵地一片沉寂,苏军反攻做到了最大的突然性。8月24日凌晨,反攻部队纷纷从坍塌的工事中爬了出来,等日军完全脱离了阵地之后,苏军的炮火铺天盖地般打了过去,无处躲藏的日军伤亡惨重。关东军的疯狂反击失败后,防线全线崩溃,苏军追击到将军庙一线停了下来。
辻政信集大胆,狂妄,残暴于一身,所有日军参谋军官中无人能出其右。除了石原莞尔发动9.18事变的大胆,牟田口廉也发动英帕尔战役时“要准备什么弹药,遇上英军,枪口朝天开三枪,英国佬肯定吓得屁滚尿流”的狂妄之外。
他大胆。在诺门坎,他抹去飞机标志飞入苏联领空侦察,天寒地冻,飞机出故障迫降在茫茫雪原,飞行员吓得直哆嗦。辻政信少佐呢:“别怕,我会俄语。有苏联兵来了,就骗他们说我们是来投诚的,正好还可以绑架个俘虏回去。”
马来战役之前,为了验证他制定的作战计划,辻政信还是故伎重演。在飞机上涂上泰国的记号,深入泰国马来,一处一处确认英军的布防兵力和炮火配置。
他狂妄,“皇军以一当十”的计算方程式就是他的发明。在战后的1952年8月16日,辻政信还是那么的狂妄,在出马竞选众议员的演说中,他是这样说的:“我和俄国人,支那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缅甸人都打过,负过七次伤,身上有30多处伤疤,身上还有20几颗子弹。
诺门坎战役第二阶段:日军滥用化学武器反受其害6月18日,朱可夫被苏军统帅部任命为第57特别军军长。朱可夫到达塔木察格布拉格后,开始集结兵力,储运军需,在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贝斯(今乔巴山)等地开辟野战军用机场,苏战斗机开始在空中与日机周旋。6月19日,苏机轰炸阿尔山、甘珠尔庙和阿木古郎附近的日军集结地,500桶汽油被炸起火。6月20日,第23师团全体出动,小松原带着2万人向诺门罕进发。关东军司令部调第1坦克团和第2飞行集团支援第23师,共有12个步兵营、70辆坦克、180架飞机。
6月21日,日军第2飞行集团团长嵯峨彻二中将把他的司令部从新京(今长春)迁至海拉尔,调来4个飞行团,集中17个战斗轰炸、侦察机中队。6月22日,苏军出动150架飞机空袭甘珠尔庙、阿木古郎将军庙一带的日军集结地和野战机场,日机也倾巢出动。双方从22~24日,在诺门罕地区上空大战3天,近60架飞机被打落在草原上。此后,苏机不断增多,而且出现新型战斗机,日军则逐渐丧失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6月27日上午3时,137架日机在海拉尔机场起飞,编队布满海拉尔上空。6时20分,日军机群到达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上空,进行狂轰滥炸,机场顿时黑烟覆盖。日军作战部队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击落苏机99架,击毁地面飞机25架。
6月下旬,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第23师团尽快发动地面攻势。兵力共计2万多人、84辆坦克、180架飞机和400辆汽车。7月1日,日军在小林少将的指挥下,6000人的部队向哈拉哈河西岸攻击,中午时攻占河东岸的谢尔陶拉盖高地。朱可夫组织150辆坦克、154辆装甲车、90门大炮和全部飞机及其它部队,分三路反攻。由于巴音查岗高地周围全是开阔地,非常有利于飞机和战车作战,日军全部裸露在苏军坦克和装甲车炮的面前。7月3日上午7时,第一批苏军轰炸机和歼击机对日军进行了轰炸和扫射。同时,苏蒙军的大炮猛烈轰击日军集群。这两股火力立即阻止日军行进,日军无法开展火力,只顾匆忙地在沙地上挖掘个人掩体。上午9时,苏军第11坦克旅的150辆坦克向龟缩在沙丘掩体的日军开火。7月11日,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停止攻势,进行战线整顿,决定向诺门罕前线调兵。从内地调来独立野战重炮联队,从奉天(今沈阳)、北安、齐齐哈尔等地调来反坦克速射炮中队,给23师团补充武器和兵员,增加飞机和车辆。
关东军司令部从战争一开始,就指示石井部队拟定在诺门罕地区的细菌战计划。7月13日,石井细菌部队碇常重少佐带领22名敢死队员,在哈拉哈河乘2只胶皮筏顺水将22.5公斤伤寒、霍乱、鼠疫、鼻疽等细菌撒入河水中,向苏蒙军进行细菌战。竟有1340名日军染上伤寒病、赤痢病和霍病,731部队军医和敢死队员,被细菌传染而亡命的达40多人。
诺门坎战役第三阶段:苏军反击全歼深入的日军7月23日,日军在诺门罕前线各部队经过半个月的补充和休整后,集中25000名兵员,82门大炮全线发动总攻击。24日,苏军发动反攻,日军退回原地。25日,关东军司令部下达“停止进攻,构筑阵地”的指示。
8月4日,日军为实施统一指挥,在海拉尔组建第6军(辖第23、第8国境警备队等,司令荻州立兵中将),兵力约2.5万人。
为早日解决诺门罕地区战事,苏军统帅部决定在塔木察格布拉格的第57特别军扩编成第1集团军。这是临时组织的具有独立作战职能的多种合成的大兵团。苏军集结第1集团军(6万余人,辖3个步兵师,即第57师、第82师、第152师)、摩托化第36师,机械化第5旅,装甲第7旅、第8旅、第9旅,坦克第6旅、第7旅、第11旅,空降第212旅、机枪第5旅、炮兵第185团,反坦克炮第37、85营,第63、66、150防空营等其他部队(另附外蒙骑兵第6师、骑兵第8师等部队),共计机械化大军10万余人(另外动用铁路昼夜不停的运送来18000吨炮弹,6500吨炸弹,7000吨燃料,4000吨粮食和4000吨物资、3000辆载重汽车..... 苏军一共498辆坦克、346辆装甲车,542门大炮,515架飞机)。7月15日,朱可夫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
苏军总参谋部决定总攻时间为8月20日(星期天),因为按照惯例,日军前沿部队的军官有半数要轮流到海拉尔去休假。进攻的命令20日凌晨2点45分传达到一线连队,对面日军阵地一片沉寂,苏军反攻做到了最大的突然性。
8月20日凌晨,苏蒙军发起总攻战役。苏蒙军以3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5个装甲旅,1个机枪旅,1个空降旅以及大量的飞机、大炮,开始举行大规模的反攻。日军虽然1辆坦克也没有,被苏军成千吨炮弹猛烈轰炸,还被苏军装甲部队合围,但日军毫无惧色,在阵地上勇敢地和苏军激战。构筑在蒙古旷野上的土木机构工事很快被苏军的大炮轰成平地,日军就依托单兵用工兵铁锹挖成的简易单兵掩体作战。8月24日,日军竟然还发起了反击,3000名没有炮火掩护的日本步兵被阻止在铁丝网和野战工事以及大炮面前,随后苏军坦克开始出击,日军后退。战斗到8月26日,日军第23师团已经被完全合围了。在苏军重炮群、坦克群、航空炸弹的猛烈轰击下,日军第23师团损失惨重。此役,苏军重创重日军第23师团搜索队,全歼第7师团第26联队第1大队,日军第64联队和炮兵第13联队被苏军大部歼灭,第64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和炮兵第13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均被击毙,23师团第71联队长森田彻大佐亦被击毙,日军仅有的22门加农炮全部丧失。
8月31日,在被上万吨炮弹轰击第11天后,弹尽粮绝的日军第23师团决定突围。2000多名第23师团士兵用手榴弹近战杀出一条路,突出重围。日军各部队亦随之突围。
8月29日,鉴于日军在诺门坎地区的不利情况,日军大本营决定在我国关内战场调集:第5师团(驻青岛),第14师团(驻河南开封、新乡),野战重炮兵第9、第10联队,速射炮9个中队,16个野战高炮队,1个飞行战队,22个汽车中队到达我国东北,以增强诺门坎地区。
同时关东军司令部调集第2师团10000人、第4师团9800人、第7师团8000人、高炮部队和国境守备队主力向诺门坎前进,企图战胜苏军。但在攻势发起前的9月3日被日军大本营阻止。
9月9日,东乡驻苏大使向苏联提出诺门坎停战要求。
9月15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订停战协定,双方于9月16日凌晨2时停止一切实际军事行动。
诺门坎战役中的朱可夫:彻底打掉了日军北进企图唯有聪明的冒险,才是真正的勇敢。如果一位军人能够记住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话:“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害怕,什么时候不应该害怕,这才叫勇敢。”那么,当历史将其推到那个时刻时,他往往会成为改写历史的人。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战略中,原来有两个战略选择:一个是北进战略,即将苏联作为主要假想敌,向北进攻西伯利亚;一个是南进战略,即以美国、英国为主要假想敌,向南进攻南洋群岛。日本陆军主张采取北进战略,巩固和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向北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而日本海军主张采取北进战略,以中国为根据地,向南进攻南洋群岛。究竟采取哪一种战略,关系到把日本军事力量的重点放在什么方向的问题。日本陆海军争得非常厉害。1936年8月7日,日本最高决策层决定采取“南北并进”战略。根据这个方案,陆军军备以实施北进战略为目标,准备同苏联作战;海军军备以实施南进战略为目标,准备同美国作战。
这个战略是个折衷方案。但是,北进战略仍然强势,日本并没有动摇北进的企图。然而,1939年后,日军却放弃了南北并进的战略,采取了“南进战略”。
这要从诺门坎事件说起。
一直主张“北进战略”的日本陆军,积极准备对苏联的进攻。1939年,中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陆军认为可以在中国东北集中兵力与苏联作“武力侦察”式作战,于是挑起了诺门坎事件。
诺门坎位于中国内蒙古与蒙古交界地区,隔哈拉欣河与蒙古相望。苏联把这个事件称为“哈拉欣河事件”。1939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第23师师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率部向驻守在这一带的苏军第57特别军发起攻击。后来,日本关东军第6集团军也投入了作战。
诺门坎事件开始时,苏军第57特别军军长名叫费克连科,这个人是苏联国内大清洗后当的军长,缺乏作战经验,而且怕死。日军发起进攻后,他还在离战场120公里的地方指挥,对战场情况几乎完全不了解。所以,战役初期,苏军接连失利。
斯大林接到报告后,敏锐地觉察到日本的意图是试探苏军的实力,为其日后进攻苏联做准备。他认为,必须坚决粉碎日军的进攻,否则后患无穷。他决定派一个能征善战的人到那里指挥,这个人就是朱可夫。
当时,朱可夫正担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斯大林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在中国战场考察过日军作战,对日军有所了解。
朱可夫是6月5日到达战场的。他严厉责备了费克连科,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往前线,视察部队。他根据最新情报认为,必须向这一地区增派部队,并决定使用航空兵配合下的装甲作战。
斯大林满足了朱可夫的要求,连续向前线增派了57000人、542门火炮、498辆坦克、385辆装甲车和515架飞机。斯大林对朱可夫只有一句话: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击溃入侵的日军,但行动不越过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
7月2日,日军趁苏军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战场的机会,向苏军和蒙古军队发起了猛烈进攻。当时,双方的兵力对比是:日军有38000人,苏蒙联军只有12541人,日军占有绝对优势。然而,朱可夫沉着组织防御。苏军人少,但是坦克和装甲车却多于日军。朱可夫指挥坦克和装甲部队连续实施反击,不断疲惫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日军伤亡惨重。
小松原道太郎原来担任过驻苏武官,应该说对苏军的作战样式有所了解,特别是苏军一度取消了装甲部队,使他记忆犹新。他没有想到苏军的装甲部队竟然能如此深藏不露,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他对眼下这个名叫朱可夫的对手了解得太少了。日本人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个师可以打败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十余万人,却在兵力优于苏军的情况下,被打得如此狼狈。
诺门坎战役对二战的影响:苏联得到了名将朱可夫对二战的影响
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它战役,诺门罕是一场不为经传的战事。但是它对二次大战的局势发展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战事发生前,日本东京当局仍为“北进”及“南进”的策略而争论。北进计划是以陆军向苏联西伯利亚发动攻势,目标是进攻至贝加尔湖一带。而南进计划则是以海军为主,夺取东南亚资源(特别是荷属印度尼西亚的石油)。诺门罕战役的失败,说明苏联红军的实力对日本陆军来说仍然是相当强大。在一定程度上,诺门罕战役导致日本改为倾向采用南进的战略目标,最终引致两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和最后的战败。
诺门罕战役中,朱可夫指挥装甲部队以机动战首获大捷,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嘉奖。苏联政府得到包括间谍理查德·左尔格的情报得知日方的南进,因此应该不会即时对西伯利亚发动另一次攻势。苏军于是被调往欧洲;在1941年12月,朱可夫再指挥西伯利亚部队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成功发动反攻击败德军。
从政治意义上看,此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二战初期嚣张的侵略气焰,而且使日本被迫将“北进”侵苏的国策改为“南下”袭美,苏 联从而避免了与德、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德国法西斯。在莫斯科战役中,苏、德双方当时拚得灯尽油枯,幸亏关键时刻苏联抽空了远东边境的二十个亚洲师调往欧洲,才给了德军致命一击,扭转了欧洲战场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没有诺门罕之战,斯大林绝不敢冒此奇险。另外,诺门罕战争期间,正值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此战使日军向关内增兵计划一时无法实现,有力支援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诺门罕战争后,一贯骄狂的日军对苏军产生了心理障碍,日本基本死了与苏联再战之心,东京最终决定调转枪口袭击英美,不久日军便奇袭珍珠港,将隔岸观火的美国拖下了水,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最终日本兵败亚太战场。可以说,诺门罕战争是二战早期最精彩的一个伏笔。
从军事角度上看,苏联通过此战检验了陆、空军的各种新装备,锻炼了“大清洗”后新提拔的年轻军官,也提升了曾一蹶不振的士气。特别是发掘了一代名将朱可夫,为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储备好了帅才(朱可夫后来参与指挥了苏德战场几乎所有重大战役,每每都能化险为夷,被誉为“苏德战场上的消防队员”,而朱可夫的成名之战就是诺门罕战争)。苏军还在此役中首次实施了空降作战,首次使用了“进攻防御”和“夜间强光照明”的战术,首次采取了电子干扰战和心理战,后勤部门还创造了超远距离连续补给的世界奇迹。所有这一切都在后来的卫国战争中得以广泛采用,给德国法西斯以沉重打击。
在这次战役中,再次充分暴露了日军各军兵种之间缺乏协调作战的致命处,日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狄州立冰将军曾担任日本驻苏联武官,他却告诉部下:“此时的苏联红军跟日俄战争时的俄军没什么区别”。正是在日军高级军官这种片面渲染下日军根本不把苏联红军放在眼里,这也导致了他们最后的惨败。反观苏联红军,虽然此时苏联国内的“大清洗”尚未完全结束,苏联红军的战斗力已受到严重削弱,但对日军来说还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苏军在此次战役中各军兵种之间的密切配合让他们重创骄横的日军,使得日本国内狂热的对苏战争情绪被泼了冷水,促使他们立刻冷静下来。他们认为此时苏联红军的战斗力要远强于日俄战争时的沙俄军队,在对美英开战未取得胜利时不应与苏联交手。最后,日本和苏联签定了停战协定,日本决定全力以赴对付南洋的美英等国。
这里还要说一点重要的,就是苏联在这次战役中的前线最高指挥官朱可夫将军。应当说,日本发动的这次战役恰好拯救了这位在二战中名扬世界的苏联元帅。1939年,苏联进行的“大清洗”已渐入尾声,但这场运动并没有要完全结束的迹象,仍有不少人受到株连甚至被杀害。虽然朱可夫将军此时已是苏军中着名的将领,但是“大清洗”魔爪已向他渐渐伸了过来,一但他被治罪,恐怕是必死无疑。日军此时发动的诺门罕战役恰好救他一命,前线形势十分危险,前线苏军迫切需要一位有能力领导他们的优秀指挥官,朱可夫就这样被派到了前线,整他的“魔手”暂时收住,等打完这一仗在治他罪。结果,朱可夫在前线的卓越指挥使苏军大胜更使他免遭毒手,不然,苏联在二战中就不会有被誉为“胜利象征”、斯大林左膀右臂之一的朱可夫元帅了。
1939年8月中,欧洲形势急剧变化。苏、日两方亦在八月底后加紧外交谈判。苏军虽然在远东取得战役的胜利,但无意扩大战果。双方于9月16日停火,事件最后以日本退让,承认现存边界结束冲突。1940年6月9日,苏、日两方正式缔结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