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开始，“我”在写自己的回忆录，讲述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她自己的经历。故事发生时，已经有许多人离开了“我”所居住的城市，往北边安全的地方搬迁。大家不知道东边和南边都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官方并没有发布任何消息，但每天各种传言很多，可以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人离开那里，经过此地，往北而去。“我”居住在原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私宅小区，但现在由于许多人搬走了，空着的房子被各种人占据，公寓楼也已经明显破败。
“我”的上层居住着一大家来自肯尼亚的印度人——梅塔先生、妻子以及众多的亲戚朋友们。在一层走廊对面住着30多岁的白教授和他的妻子、女儿。他们的厨房和“我”的厨房仅一墙之隔。在关注外面发生什么之前，“我”经常会觉得自己起居室的一堵墙后面会出现一间或多间房间，这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为它后面就是走廊。“我”常常能清晰地看到房间里的情景，看到发生在里面的事情，很熟悉，只觉得墙后面发生的事情和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一样重要。这种状况在我意识到自己也不得不撤离这座城市的时候，变得愈加强烈。有一天，“我”抽着烟，一下子就穿过墙，看到了许多房间。房间长期不用，没有家具，墙皮脱落，地板上都是脱落的漆皮和尘土。“我”看到有一个穿着工装的人站在梯子上正在用滚轴刷往脏兮兮、褪色的墙上刷漆。几天后，“我”站在起居室里，墙又消失了。“我”穿越过去，又看到了那些房间。我没有看到穿着工装的男人或女人，房间里空空荡荡。不是一间，而是许多间屋子，只觉得要把它们修葺得可以住人，需要做多少工作啊！但它给“我”的印象是希望。
有一天，一个陌生的普通男人出现在了起居室里。他留下了一个名叫艾米莉·玛丽·卡特莱特的小女孩。他说，“我”有责任照顾她。在“我”想辩解，告诉他是否搞错了之前，他就走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收留了艾米莉。等她从房间洗澡出来，身边又多了一条叫雨果的似猫似狗的动物。从此，他们成了“我”家的成员。她来了一两天后，“我”又穿越到了墙后面的房间，发现房间里已经有了家具，住上了人。“我”熟悉那些沙发、椅子．一切一切。虽然觉得并不对“我”的胃口，但觉得它们是“我”的。“我”不断地自言自语，需要把这些家具都清理掉或烧掉。空房间比这种衰败的豪华更好一些。“我”寻找那个有油漆工的空房间，但所有的房间都堆满了东西，一间间，没有尽头。日常生活中，“我”总能感觉到墙后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这两个世界互相排斥，但同时在进行。“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们会联系在一起。艾米莉约12岁，穿着有些过时。她对“我”非常顺从，有点像囚犯。“我”成了她的家长。在她面前，“我”有点过时了。
窗外的人行道上来了一些年轻人，杰拉德是他们的头领。艾米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他们不接受那只似猫似狗的动物，并威胁要吃了它，因而艾米莉没有随他们而去。同时墙后面的房间里开始有了血迹，乱七八糟。这里和人行道上发生的事有关系。从这时起，“我”的叙述开始在墙后的世界和现实世界中交替进行：墙后的世界里，从艾米莉还是个哭泣的婴儿，母亲在照料她，一直到艾米莉四五岁，有了弟弟，描述了母亲的疲惫和父亲的严肃，以及令她窒息的游戏等；现实世界中艾米莉从一个孤独、胆怯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爱照镜子，开始和杰拉德恋爱的少女，后来又成为另一个流浪小女孩约娜·赖安的依靠，继而成为和杰拉德一样的一群年轻人的领袖。现实世界的局势在恶化，大批人撤离此地，粮食短缺，争抢水的斗争不时演变成恶战。这时，从地下进来一批更小的孩子，有的才四五岁，但他们却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不懂善恶，没有任何规矩。杰拉德和艾米莉开始试图感化他们，教导他们，但最后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墙后的世界变得一片狼藉，“我”在拼命收拾，粉刷，但收效甚微，后来又有了尸体和军人。最后，墙消失了，两个世界融为一体。在小说的最后，世界末日到来时，“我”看到艾米莉和杰拉德以及雨果一起走向墙那边，穿过倒塌的房屋和森林，走向一片开阔地，我们一起走向远方。
《幸存者回忆录》创作于1974年，被列为莱辛最重要的“内心空间”小说之一。莱辛在自传中说，这部小说以德黑兰育婴院的经历为背景。父母为原型，用梦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此外，她第一次婚姻时买了个二手房，但总觉得不合自己的口味。对这些房子的印象也写进了这本小说的梦里。
艾米莉
幼年的艾米莉是一个追着母亲要她拥抱的女孩，但当她在书中以“我”的形象出现时，却已是一个与过去自我分裂的、迷失的个体——一个无名无性的人。因为在叙述者门口的艾米莉就是叙述者本人——“墙后面的艾米莉不仅是幸存者的被保护人，也是幸存者本身——是她无法接受过去的记忆，是被过去经历束缚着的人格。他们之间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这种相互排斥的孤立感正是小说所要展示的人类灾难。
造成艾米莉（“我”）这一人物性格悲剧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她童年时的经历和记忆——成人社会中人们对“爱”这一最原始人性的冷漠和忘却。叙述者在墙后的世界里，曾看见这么一幅画面：“曾经是一个美丽的房间，但现在却一片狼藉；它让我感到恶心和害怕，整个地方如被野人光顾过一般，”沙发和椅子被摔碎在地，整个房间仿佛曾经是一个“屠宰店”。废墟所代表的就是艾米莉那个健全人格的毁灭，里面埋葬的是她对爱的需求和渴望，而造成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艾米莉那象铁塔一样的母亲和长着大胡子的父亲。她的母亲是一个专注于自我感受的女人，她唯一投人和崇拜的是那个“男婴”，一个由她自己孕育出来的异性。所以，艾米莉对母爱的要求不仅让她感到厌烦，也感到“不解”，因此，她总在教训艾米莉，抱怨她是一个难缠、让人费神的孩子。面对母亲暴风雨般的指责，艾米莉本能地一点点靠近了她的父亲。但艾米莉的父亲要么把艾米莉拨拉到一边，要么就是在睡前把她夹在两腿之间，玩一种搔痒的游戏——一种性侵犯的游戏，而艾米莉的母亲则站在一旁，脸上一片冷漠，甚至带着鼓励的神情。对艾米莉来说，这一幕像恶梦一般。这种经历让艾米莉感到，不仅自己对爱的本能要求是脏的，就连她所得到的也是脏的。“面对喊着“抱抱我，抱抱我！”的女孩，艾米莉母亲的话就像标签一样烙在了艾米莉的性格上：“你是个淘气的女孩，艾米莉，淘气！烦人！淘气！让人恶心，脏！脏！脏！脏！，你真是脏！脏！脏！”——就这样，一场人格上的屠杀结束了。从此，艾米莉从一个向母亲索要“拥抱”的女孩，变成了一个终日与雨果（一只长着猫脸的黄狗）为伴的形象。雨果在小说中对艾米莉像情人一样的忠贞和执着，使它成为一种象征，它代表着艾米莉天性中爱的本能，而这一本能在艾米莉母亲的拒绝和否认下被扭曲成了一个“丑陋的黄色野兽”；而艾米莉也由原本健康的人格变成了那个出现在叙说者门前、带着面具的残缺的人物，一个具有与自己真实自我分离、又俱怕未来自我的人格。
作品主题意识重构
一、无意识的苏醒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分析心理学通过探索分析无意识世界，帮助人们，将意识与无意识世界进行整合，并“最终成为他自己，成为一种整合性的，不可分割的，但又有别于他人的发展过程”。荣格心理学说将“精神”（psyche）分为三个层次：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意识通过“个性化（individuation）进程来达到自我意识，衍生出自我（ego），这是认识自我的关键途径。与之相反，个人无意识储藏的是“那些微弱得不能存留在意识之中的体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型（archetypes），“从个体出生的那一天起，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就给个人的行为提供了一套预先形成的模式。”《幸存者回忆录》中的叙述者成为幸存者的经历，其实就是意识的自我整合历程。
故事开始之初，作为叙述者的“我”在回想过去时说“现在回想起来仿佛有两种生活方式、两种生命、两个世界、它们并排共存，彼此紧密相连。可在当时，一种生活排斥另一种生活，我从不奢望这两个世界能彼此接通。”这“两个世界”是由客厅的一堵墙隔开的，墙外秩序崩塌的世界与墙内变幻莫测的世界。显然，墙外的世界是自我可以意识到和认知的世界，自我意识即存在于此。与之相反，隐藏于墙背后的则是经常被自我所忽略的，不能轻易被感知的象征自我无意识的世界。荣格认为，一个健康的人格必须是一个完整、同一的人格，它需要意识与无意识相互接受、相互适应。而“我”“认识到一种生活排斥另一种生活”说明，叙述者的意识和无意识还处于冲突、对抗的状态。刚开始“我”把墙看成是“一只快要孵化的鸡蛋”，显然这时个人无意识还处于懵懂的阶段。而艾米莉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个“意识之蛋所诞下的产物”。艾米莉到来之后，“我”几次在墙后的“个人的”房间里目睹了她作为女孩或婴幼儿成长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不管是艾米莉唠唠叨叨的母亲，严苛的军人父亲，或是柔弱无助的婴孩时期的艾米莉，都充满了压抑的氛围。在这些童年影像中，父亲无所顾忌地与小艾米丽玩“饶痒痒”的游戏，而母亲则对艾米莉充满了无端的厌恶“艾米莉，你是个淘气的女孩，淘气，淘气，淘气，讨厌、恶心、肮脏、肮脏、肮脏、肮脏、肮脏、肮脏”。在莱辛的作品中，“饶痒痒”游戏是个重要的隐喻，代表着孩童时期遭受的心理创伤。与此同时，这些伤痛记忆“连续不断地侵犯我的真实生活”，孩子的哭泣声和母亲的怨诉开始出现，此起彼伏，这意味着被压抑的无意识已经被唤醒，进入了自我意识的层面。
二、自我意识的重建
墙后面的空间是小说中关键的意象。叙述者一开始把空间分为“个人的”和“非个人的”场景。在她看来，“走进‘个人的’就像走进了一个囚室……密不透风，受到局限”，而“‘非个人的’场景……存在选择行动可能性的空间和认识”显然，这两个不同的空间代表了潜意识的不同层面。荣格认为，人的无意识不仅包含被压抑的往昔经验，还有关乎人格发展的潜能，以及更深层次的超越个人经验的集体无意识。在“个人的”场景里，“我”目睹了小艾米莉的遭遇，却无能为力。而存在于“非个人的”场景里的无人居住的房间则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如同“我”在空房间里试图通过重新粉刷房间里的墙壁和修理家具一样，“给一片混乱恢复秩序”。但是这些自觉性努力却没有获得回报，因为“我”发现“无论我如何打扫、收拾……等到我再次走进那些房间时，一切又得重做一遍。在荣格看来，意识的进化是循环往复的过程，犹如一个圆圈，自我意识将不可避免地重复经历遗忘与记起的过程。除了把时间空间化，艾米莉的成长历程在一定意义上也象征了对自我意识的探索。作为她的监护人，实际上正是“我”目睹了艾米莉的“个性化进程。艾米莉初来乍到时，对“我”采取了表面顺从的策略，让“我”无所适从。因为外面的世界对于一个四岁女孩来说意味着威胁，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才能被认可。可见自我这时候意味着封闭，防御。随后到来的青春期，艾米莉开始暴饮暴食“她的嘴总是在动，咀嚼、品尝、吸收……甚至通过眼睛摄取信息也是吃的另一种形式”“吃”的行为象征着消耗，吸收，艾米莉的举动象征着自我对外界经验的渴求，与被认同的需求。这种自我意识的消耗在艾米莉长大并与杰拉德坠入恋情之后发生了根本转变。为了担起公社女主人的责任，维持与杰拉德的恋情，同时还要保护另一个孩子琼，艾米莉逐渐疲于应付“在她内心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种致命的疲惫。”通过对艾米莉的观察，“我”逐渐意识到对外界经验的过度依赖，尤其是在一个文明和秩序分崩离析的世界，自我无法完成超越，进行人格的整合。
三、自我实现
人格的整合需要两个步骤：人格各个方面的个性化，和超越功能；越功能“是人格各个方面的最后实现，是原初的、潜在的统一性的产生和展开，是自性原型获得实现的手段”。随着叙述者的不断探索，墙后的景象也发生了变化。“我”在墙的后面发现了一个铺着地毯的六边形房间。地毯是没有颜色的，房间里的人忙着找出与地毯形状相符的布料填补空白使其焕发生机。在荣格看来，六边形是类似曼茶罗的形状，象征整体与和谐，而个体参与拼嵌“整体”的行为预示着人格“个性化的实现”。墙后出现的花园，象征着叙述者对意识深层次的探索。“我”在腐朽的房间地板下面发现了忙碌的昆虫。这些自然的原始景象给了“我”启示“我正在被引导……被掌控我生活的一只巨手握在手里”。与现实世界的混乱不堪相反，墙后的世界仿佛人类的伊甸园。来自无意识世界的声音开始以昭示的姿态对“我”显现，因为在那之后，“我”的视角变换了，开始从上面俯视所有的房间。最后一次走访花园，“我“来到了一个地下世界，看到了“园圃上面还有园圃，园圃底下还有园圃赐予食物的地表变为两重、三重乃至无数重——大地充足、富饶、慷慨”。层层叠叠的园圃这个隐喻，象征着无意识的无限性，源源不断地地给自我以某种启发和灵感。这种生存的暗示在生活中变得愈加频繁，“仿佛那个地方正在向我们提供食物，维持我们的生命，并希望我们这一点”。此时对无意识的探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我”开始倾听它，在现实生活中思考它所带来的启示和信息。这意味着叙述者的意识与无意识已经超越了现实疆界，相互融合。小说的结尾，墙终于消失，两个世界融合在一起，艾米莉、雨果“我”和杰拉德走进了呈现在巨大的钢蛋里的场景。艾米莉“大大超越了她本人”，黄狗雨果“也具备了它新的自我”，而“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了一直在寻找的“她”，“她”即完整的人格顾翻的拟人化，正是“她”带领艾米莉和雨果“离开这个崩溃的小世界，进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世界”。至此，叙述者结束了对自我的探索，在超越现实的无意识里发现了希望和可能性，完成了人格的整合，成为这场灾难的幸存者。《幸存者回忆录》以科幻式的想象，为读者描绘了“自我”如何在崩溃的人类文明中幸存的蓝图，对现代文明生活有所启发只有善于倾听无意识的声音，努力构建和谐同一的人格，才能最终促进个体的完善。这正是莱辛这部小说的寓意所在。
复兴意识
1、社会批评背后的责任感复兴意识
《幸存者回忆录》以深邃的洞察力揭示了人类文明前途的重重忧患，以哲人的视阈勘探了看待世界的方式，为人们重新审视某些社会的、精神的和道德的重大问题留下了深度的思考和启示。作品以大灾难为背景，以社会批评为启示，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入一个人类文明时代走向终结的场景：城市生活陷入瘫痪，交通和通信系统失灵，食品供应日趋短缺。面对危机四伏、秩序混乱的社会，作者先从政府机构内部寻觅问题，找到要害后，再拉开画面，到日常生活中辨识事实真相，进而逼近生存中的考验和启示，激发人们远离混乱和崩溃的意识和行动。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拉开了“居民正在出逃”“城市正在解体”的序幕：一队队迁移群体蜂拥走过。“我”从窗口望去，可见“被砸碎的窗户，遭洗劫的店铺和燃烧过的篝火”，象征人类文明的城市一片狼藉。而政府靠掩盖最坏的情况过日子，他们明白，“只有能以安全、永恒和秩序的假象蒙蔽他人，也就维持了他们自身”，而“承认真相就等于承认他们的无所作为，就等于承认他们享有的额外安全保护形同偷盗，而且他们免费享受各种服务……”作者在小说的开端就把批评的焦点聚焦在一个腐败、无能、没有社会责任感的政府形象上。这个切入点不是轻率的断言或主观的偏见，而是源于对当代政治气候、道德气候的忧虑。作品中没有抽象的思辨，也没有特定人物的心理分析，而是针对性地揭示了与普通市民相关的诸如“政治黑暗”“社会不公”等具体问题，旨在启发改辙之道、和谐之道。
20世纪中叶，人们还未走出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又遭遇了生存的困境和全球性毁灭的威胁：东西方冷战背景下的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核武器的大量实验和生产、物资的严重匮乏使人们的生存环境恶化，生活忧虑加剧。西方政府为了满足政治、经济及社会的需求，纷纷扩大政府部门规模，期望以此来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然而，由于受政治情势、精神动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的公信力随着职能部门的加强而下降。政府机构内部虚伪腐败、匿影藏形的行为绝非罕见，政府形象在国民心目中趋于恶化。莱辛对西方政府的无情揭露和批判与其人生经历和政治态度也有着密切联系。莱辛生于波斯，少年随穷困的父母迁居罗德西亚，到了而立之年又携带幼子回到等级分明的英国故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艰辛成长的经历把她引向非西方的思想体系，使她极具怀疑性，又充满激情，富有远见，因而对欧洲文明社会容易被忽略的弊病更敏感，更易于洞见出其端倪。早在罗德西亚，莱辛便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回到英国后又加入了英国共产党。虽然她于1956年在那个世界风云变幻的背景下退了党，但一直保持左翼的态度。由此可见，作者的生平际遇造就了她对社会危机的敏感性和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和关注，熔铸了她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揭露和批判社会弊病激发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意识是莱辛对于社会批评的理解，通过富于创意的行动探索人类幸存之道是莱辛试图消除忧患的途径。作为一名生活阅历丰富，对人民、对整个人类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作家，莱辛基于经验和实验的创意充满着富有张力的想象和寓意。
叙述者“我”所在社区的境况进一步恶化。人行道那里突然来了一些9岁到11岁的孩子，他们都没有家庭可以依附，当局对他们置若罔闻。这时，作者塑造了一位“具有保护弱者责任感”的乱世英雄杰拉尔德。杰拉尔德主动把这些孩子组织起来进行照料。他从慷慨的捐赠者那里，从遥远的乡村买到或偷到东西给孩子们吃，利用房子后面的花园教孩子们如何耕种。很快，在充满死寂的一所空房子里出现了一个温暖、快乐、满足的“杰拉尔德之家”。杰拉尔德是一个颇具哲思性的人物。他的管理才能在其女友艾米莉的映衬下有些黯然失色。然而，在没有利益驱动、没有物质诱惑的情况下，他用心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不遗余力，义无反顾。这是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是来自心灵本真的呼唤，“凭着良心，从根本上说是可以做些什么的”。从杰拉尔德身上可以看到：“良心”能唤醒社会责任心，又会产生“同情”“关爱”这些高尚情感。“爱”是一种“给”，而不是“得”，这一观点在小说中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杰拉尔德之家”的琐事千头万绪，有时到了难以应付的程度。但当这位“家长”得知一个住在地铁的“孩子帮”无人问津后就没法无动于衷，他不顾艾米莉的劝阻，亲自把这些“侵略者”领进自己的家庭。这些孩子最大的只有八九岁，然而他们野蛮成性，肆无忌惮。他们在花园里“把蔬菜连根拔起”，到屋内肆意攫取食物，当不能满足欲望时，就“尖叫着，讥笑着跑遍房子的各个角落，砸烂一切”。不出几个小时，就摧垮了“人行道领袖”苦心经营的、能为流浪儿遮风挡雨的“大家庭”。“杰拉尔德之家”是作者演绎的一种在灾难下进行自救的生活方式，是对恢复、创造秩序和再生力的富有激发性的想象。然而，尽管故事中的组织者那样全力以赴，家庭成员那样专心依附，可面临考验时还是不堪一击。对这个大家庭的否定颠覆了理想主义的可能性，但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责任感”“人道主义关怀”的赞许和敬意。
2、心理探索进程的人文关怀复兴意识
《幸存者回忆录》在幻化大灾难降临人世的线性描述中，还虚构出另一个同样有生命力的元素——“我”家公寓客厅那面时常对“我”自动开启的墙。从小说的叙事艺术来看，以人物的意识、心理活动的交错为辐射线构成情节的网状结构大大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以致故事中的“日常生活”和“墙后事件”穿插交织、相互映射；从思想认知来看，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互相对话、互相交融，共同演绎着心灵禁锢——心理疏导——摆脱桎梏的心路成长历程。“墙背后”的世界中展现了两类场景：“非个人场景”和“个人场景”。“非个人场景”和“日常生活”中的混乱有着某种联系，常显示杂乱环境下令人沮丧的情绪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不同的是，“非个人场景”中的“我”更敏感，更善于观察，更早注入了付诸实施的行动。“个人场景”则追述了小主人公艾米莉在孤独、束缚挤压下的忧郁和失落以及通过触摸现实、体验现实来超越自我的心理转变过程。
通过两个立体空间展示内心动向的探索体现了莱辛对文学作品中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独特见解：“线性”发展记录思想、判断、逻辑，“网状”设计融入象征、非理性、超理性，这两者的更替与结合创建了表达意境的空间。跟随叙述者走进墙后充满象征意义的“非个人场景”，读者会发现又一次与“责任感”相遇。“我走近凌乱不堪的房间后，立刻行动起来”，这里凌乱不堪的房间暗示外界的混乱已折射到内部，象征叙述者的心理空间需要马上清理；“感觉已把积攒的妨碍生存者呼吸的污垢清除掉了”，表明叙述者在与混乱与失调抗衡。主动的工作蕴含着“承认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主体性”的意义，同时它还表明一个前景：“我和从未现身的破坏性生物或力量有着某种持续的联系，如同我与仁慈的别的存在相伴”，这寓言着人类文明前途忧患重重，紧迫和威胁真的不可避免。“个人场景”与在大灾难中被一个陌生男人留到“我”家，要“我”对她负起责任的女孩艾米莉有关。带有回忆色彩的潜意识追问让读者随叙述者一道目睹了她孤独、压抑的童年：一个4岁左右的女孩眼巴巴地看着那高大、强壮、蓄满冷酷能量的母亲对一个男婴体贴有加，而自己只能独自屈从于那白色小钟发出的指令。指针指向一个数字，渴望得到关注的小女孩却等来了让她受罪的揪拽和推搡，“在一层层衣服从身上被剥去的过程中，粗鲁的手指弄痛了她，刮伤了她”。她不得不自己攀上那高高的床头栏杆，连向父亲道晚安的仪式也被排除在外。在那幼小的心灵里，“孤独”“冷漠”和“屈从”的心理症结已扎根于她的内心深处。在另一个“个人场景”，“我”看见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她的蓝眼睛“因流泪而发红、阴沉”，“那对小胳膊往上举，急于想得到安慰，可有朝一日，它们将成为一对从没有学会温柔待人的粗壮胳膊”。“超时空性”的意识流动和比喻、象征等手法的运用向读者暗示：这里的小女孩不是艾米莉，或许是艾米莉的母亲，或许是叙述者“我”。生活在忧郁无助、缺乏关爱环境中的女孩长大成人后变成墨守成规、感知扭曲的母亲，沿袭的流弊周而复始，恶性循环。这种以“墙”为媒介的叙事绝非单一化，也不具偶合性，它传达的是作者深长的用意。作品中的“墙”是连接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纽带。在“非个人场景”中，内部包含着外部，又预示着未来；在“个人场景”中，外部根植于内部，又裹挟着未来。小说正是通过它们之间富有哲理的对话，揭示了人类文明终结之源；通过它们之间的互动，预示了摆脱灾难之道。在墙后的“非个人场景”中，到处都是杂乱无章、令人沮丧的情景，而外在环境是其根源所在；在“个人场景”中，回忆充满着压抑、焦虑、在孤独中等待等存在主义思想的心理暗示。艾米莉在“杰拉尔德之家”中的全身心投入是这样，叙述者“我”对以荒诞的方式留到家中的艾米莉的无私关爱和用心呵护也是这样。只有用“人文关怀”充实了的自我才能坦然接受过去，迎接未来。
3、人性质疑深处的正面人性复兴意识
通过往返于人物的心理世界来阐述心理体系的变化性后，作者又进一步深入到“动物”的内心深处。小说中随艾米莉一起留到“我”家的还有一条生着猫脸的宠物狗雨果。雨果是个“粗陋寒碜、脾气执拗”的黄皮动物，它忠于主人而不俯首帖耳，顺从熟人而不讨好献媚；它深爱主人艾米莉的同时期待得到同样的待遇；它思考，判断，知情达理。作品中的雨果“是一个生物，一个有自身权利的个体”。它不仅是被驯服者，而且也是驯服者本身，因为雨果具有和“人”一样的尊严，一样的正义性，一样的对时局的近忧与远虑。“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雨果不是难以相处的动物，它喜欢艾米莉喂食，但假如是“我”放下的食物，它也会吃；它期待艾米莉牵它出门溜达，但跟“我”出去也非常听话，我们一直在相互达成某种协议。这个半人兽对主人的情感奉献充满着悲伤和渴求。有一段时间，它遭到了冷遇，便公然背对主人，任凭艾米莉的抚摸与安慰，它也不愿软化态度，直到听见它唯一所爱之人的哭泣声，才开始舔她的手，只是让她不要再难过。在时局恶化的那段日子里，雨果很少睡觉，它总是站在要保护的艾米莉和门之间，两只绿色的眼睛警惕地睁着。
关于生存的意义，莱辛就“人”和“其他动物”的意识及关系从另一角度做了进一步阐释。表面上作者是说动物和人一样会思考，有情感生活，但细读之下，可以发现里面影射了批评和复兴意识。人的生存优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在于它被赋予了意义，并在追求着某种意义。而作品通过猫脸犬与畸形人的对比，以无畏的胆量和勇气颠覆“人性”和“兽性”的基本内涵，弘扬“兽”的某些价值观，揭示了在不同生活环境和心理特征影响下人性的表现和演变，在认识世界的进程中达到了又一高度。与颇具“人性”的雨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经毁了“杰拉尔德之家”的“地铁帮”。这帮孩子“野性，不易相处，使人心碎”。他们彼此间没有忠诚，假如有也只是间歇性的、靠不住的忠诚；他们会跟着一个群体猎食一小时，接下去又谋害其中一员；他们之间没有友情，只有按分钟计算的联合。杰拉尔德不忍让他们烂掉、死掉，收留了他们。但这些无可救药的孩子作乱，点火，杀人，甚至用弹弓、棍棒袭击如同养父的杰拉尔德。“尽管杰拉尔德简直要气疯了，但他就是不能容忍拯救不了这些孩子这个事实”。小说中这些野蛮凶狠的流浪儿常年像老鼠一般生活在地下本身就有极其深刻的隐喻意义。他们最大的还不满10岁，那个领头的杀人犯丹尼斯只有4岁。这些孩子原本处于启蒙阶段，却丧失人性，蜕变成了无可救药的堕落者、人类的敌人。
揭开人性批评的表层向深处掘进，人们再一次撞击到有关“责任感”的话题。曾是共产党员的莱辛始终赞同“将事物看成一个整体，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这一观点。将“地铁帮”置于多元而复杂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下分析，会得到某些答案或启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人一出生就应该受到某种社会关系的呵护，而这些昔日的弃儿，今日的异类，“好像根本没有过父母，根本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有些孩子就出生在地下铁道，被遗弃了。这些畸形儿异化成徒有“人”的外表，而实质上比动物和其他人低劣的怪物。对此，警察置若罔闻，但流浪儿若跨过某道底线，“一长溜警车很快就会到达，把这些孩子拖走，监禁到一个他们在那里活不了一周的‘家’里”。这样的生存环境致使人性堕落、蜕变。为这个沉重命题而忧心忡忡的莱辛在小说中发出了令全人类震撼的呐喊：“我们会改变……已经改变了——那些孩子就是我们自己。”《幸存者回忆录》从历史的、现实的角度，从理性与感性的互动展开了对社会问题、仁爱危机及人性蜕变的揭露和批评。莱辛从来不是消极悲观的虚无主义者，她一直在探索人生的意义，并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她更不是盲目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她对人类令人担忧的生存状态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人类生存的忧患有着深刻的理解。
4、结语
《幸存者回忆录》是对一场人类灾难局部场景的主观描述。莱辛以社会危机、精神危机、伦理道德危机为契点，以社会批评激发思考和行动，旨在探索人类生存发展的和谐之道；以“回忆”和“静思”透视人物内心，以唤醒自立与自救的意识。在思想理论上，作者突破了固有的哲学思潮藩篱，创造性地融合了诸多有益的思想和观点；在叙事形式上，作者采用线性与网状叙事的重叠与交织，突破了真实与想象、生活与文学、事实与虚构的界限，体现了很强的社会属性、人文属性和文本属性。
艺术特色小说没有什么贯穿始终的完整事件，各个单元之间在情节上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界限。叙述人夹叙夹议，貌似随意。难怪斯普拉格称它的形式独特，连电影导演都不知如何体现。但仔细读来，仍然可以发现作者在结构安排上的匠心独运。首先，小说叙事由三个大的框架支撑：外围框架是回忆录形式，因而在时间上形成现在和过去的对比：过去的事件、当时的感受以及现在的反思交叉构成了张力。主体叙事框架是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线性叙事，从艾米莉的突然到来，是个需要人照顾的小女孩，到她恋爱，交朋友，到成为照顾别人，希望建立一个理想小社会的领导者。虽然时间上比较模糊，跨度不大，但艾米莉的心理却从小孩成长为一个成熟女人，一个领导者。这个框架的作用显然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展示一个人的生命发展历程。而另两个人物杰拉德和约娜以及动物雨果，包括叙事人分别扮演了艾米莉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男性、孩子、自然世界和家长角色，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的世界。和主体叙事框架并列的是一个虚幻世界的描述。
2016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文化栏目组织英国之外的文学评论家投票，选出了外国人眼中的最佳英国文学作品。《幸存者回忆录》位列第96位。
多丽丝·莱辛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年出生于伊朗，原姓泰勒，父母是英国人。多丽丝·莱辛为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由于眼疾，十几岁的莱辛在家自修。16岁开始步入社会，做过保姆和电话接线员等普通工作。青年时期，莱辛投身反对殖民主义的左翼政治运动，参加过共产党。曾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共有3个孩子。1950年莱辛凭借《青草在歌唱》一举成名，后又陆续发表了五部曲《暴力的孩子们》。1962年的《金色笔记》是莱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