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贝祖诒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先后担任广州、香港、上海分行经理及总行副总经理。抗战胜利后，时任行政院长、掌握财政金融大权的宋子文，极为赏识已是中国银行副总经理的贝祖诒。由他推荐，贝祖诒于1946年3月1日出任中央银行总裁。
在一年的任期内，贝祖诒致力于外汇管理，被视为最有才干的财务官员。后为了对付通货膨胀，主张开放外汇，抛售黄金，因卷入黄金风潮案，再加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1947年2月宋子文被迫下台，贝祖诒被撤职查办。1973年贝在任香港上海商业银行办事董事11年后退休，寓居纽约，1982年12月27日去世。
贝祖诒虽曾身居要职，但在他负责的银行中不用亲戚，众多兄弟，子侄从事金融工作，但没有一人是在贝祖诒的银行工作的。
另外，他是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之父。
旧上海黄金风潮案
1946年3月初，国民政府决定开放外汇市场，实施黄金买卖政策。此事的起因是，当时国统区物价狂飙，民不聊生，国民党官方货币——法币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主持下，国民党政府企图以此来回笼泛滥的流通货币，抑制汹涌的通货膨胀。但在抛售黄金的过程中，官僚特权势力狼狈为奸，趁机大肆贪污营私，从而引发了一场极为混乱的社会动荡，上海市民连称：“国民党气数已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金风潮案”。
抛售黄金无济于事
黄金买卖由中央银行负责办理相关事宜。所谓“买卖”，主要还是大量低价抛售为主，中央银行间或有买进黄金，但数量极少，而且都是矿金，做做样子而已。实际上只有“卖”，没有“买”，因而在一般市民眼里，买卖就是抛售。
抛售的办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明配。每天上午10时，由中央银行根据当日上海黄金市场的金价规定牌价，由上海的金号、银楼公会会员，提出当日申请购进的黄金数量，交由公会负责人报请央行业务局配给。上午由央行将黄金配下，下午金市收盘时，配售户将配给的黄金的价款缴库。
第二种是暗售。因为当时明配的黄金数量总是供不应求，遂由央行根据市场波动情形，暗地将黄金交由委托的几家金号、银楼，向市面抛售。央行不直接露面，说是为了便于控制，实际上是为了便于勾结舞弊。
黄金买卖的中心，自然是号称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
央行抛售黄金的市场代理人，是上海金业公会和上海银楼业公会，具体由同丰余、太康润、大丰恒三家金号，方九霞昌记、杨庆和发记两家银楼负责，他们经领和分发所有中央银行配发的黄金。
在最初的几个月内，上海的黄金市价波动还比较小。全权负责的宋子文，对黄金买卖的动向十分关注，要求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央行业务局正副局长林凤苞、杨仁安等人，每天向他汇报黄金市场的动态。财政部长俞鸿钧则被架空在一边，无权过问此事。
然而，局势正慢慢变得失控，所谓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诚哉是言。
1946年10月以后，随着国共内战的演进，战局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军费开支猛增，金融市场便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到了1947年初，市面金价一天几波，中央银行虽然逐日抛售金条，但涨风仍不能平息。当时，全国各地的金价普遍高于上海，以1947年2月11日的金价为例，每根金条上海最高为734万元，北平为860万元，南京为930万元，武汉为950万元，重庆为950万元，广州竟高达1100万元。
于是乎，全国各地游资纷纷流向上海抢购黄金。许多高级军官，都把领到的军饷钞票暂不下发，大批装运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运送战备的火车，成为运送钞票的专列，各大派系为了争夺交通工具，还大打出手，军心一片混乱。连中航的飞机，也被人用来运金。
上海黄金库存很快见底，宋子文急忙调用运输机，从重庆的黄金库存向上海输血。最高的一天，曾抛售黄金10万两，但也无济于事。
停售黄金引来抢购风潮
60年前的1947年初，上海各报上这样的标题比比皆是，令人不寒而栗：“物价如脱缰之马，各地粮价飞升，平民叫苦连天。”“百物一致暴涨，市上一片混乱。”
而此时，金融市场也一片混乱，并带动物价一再狂涨，社会动荡不安。上海的米价1946年涨了15倍，1947年则涨了20倍。其他与市民生活密切的商品，也无一不涨。市民一觉醒来，往往发现原先够吃一天三顿饭的伙食费，这时候已经只能吃两顿饭了，晚饭需要勒紧裤带了。
2月中旬，上海多家米店、银楼，被愤怒的市民捣毁。随后，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相继爆发相同的事件。
面对这种情形，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决心停止抛售黄金。他叮嘱宋子文说：“今日所应急切图之者，尤莫重于改变经济政策。”宋子文还想变更外汇汇率和继续抛售黄金，被蒋介石一口拒绝。但下一步如何走，他也不知道，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2月16日，行政院发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重新实施黄金管制，禁止黄金买卖。并且组成了经济监察团，对商民持有的黄金和美钞，加以充公或按市面牌价兑换，从市民手中抢得仅有的一点物资和金钞。
但是，停售黄金，却引来了更为严重的抢购风潮，社会危机如决堤之水，无法抵挡。
风潮由上海始，蔓延至全国各地。金价狂涨带动了物价狂涨，百姓生活成本大幅上升，许多家庭财产缩水三成。商店则囤积居奇，不愿出售货物。市民也开始加入到抢购物资的风潮中去。一些中小工商业者为了保本保值，只得从流动资金中移出一部分，购买与生产无关的物资。许多企业都在风潮中破了产，市面混乱不堪。
由于黄金风潮闹得民不聊生，国民党内就有人呼吁，要彻查黄金案的责任。有的人则把矛头直指宋子文，想乘机把他赶下台。著名学者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更是火上浇油。不同的动机，汇成了一股打倒宋子文的浪潮，酿成国民党内部异常激烈的斗争。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了以示公正，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彻查“黄金风潮案”。
调查分三条线进行：在军队，由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组成调查团，负责调查军人在风潮中挪用军费抢购黄金的情况；在民间，由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组织“经济监察团”，负责调查上海商民投机倒把、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行为；在上层，由监察院委派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名监委，负责此案的清查。
“金牛党”狼狈为奸营私舞弊
这三条线，关键还是监察院的那几个老家伙，许多人还指望他们扳倒宋子文呢。
监察院院长是民国元老于右任。他早就对宋子文看不顺眼，想通过查案，一扫人称“养老院”的监察院的萎靡之风，给世人一个交代。他说：“这次的查案，监察院必须下决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苍蝇。”四监委深受鼓舞，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通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四监委查获了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号经理詹莲生，利用公会主席的地位以及熟悉中行库存情况，操纵上海金市攫取20多万两黄金的事实。
这是因为，抛售虽说面向公众，其实仍是暗箱操作。黄金的抛售都归同丰余号经理詹莲生负责，再由同丰余号分配给有关系的金号、银楼，他们利用“火耗”等名目，从中大肆克扣，中饱私囊。
据当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的李立侠回忆：“甚至中央银行以所存400两一块金砖，熔化为市面通行的10两一根金条，也不经过当时的中央造币厂，而直接交詹莲生分配给有关金号、银楼代熔，每条付给三分火耗。”
其实，詹莲生所获得经营暴利，何止火耗一项，当时查案的监委就收到举报，说詹“一年中所赚得的黄金有10万条以上”。
监委们曾询问詹莲生：“你赚得的大量黄金哪里去了？”
詹莲生毫不在乎地回答说：“赚项大，应酬也大，并没有得到多少金子。”接着又大谈他和宋子文、贝祖诒的关系，嬉皮塌脸，有恃无恐。
显然，詹莲生是上海黄金商人和央行之间的纽带，而且神通广大。因为詹莲生虽只是个小小的经理，却包办了中央银行暗售的所有黄金配额，而其他几家代理金号、银楼的黄金配额，也要靠他来分配。
说穿了，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詹莲生与中行总裁贝祖贻、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和副局长杨安仁等人的勾结。
詹莲生与贝祖诒同为苏州人，与贝家有亲戚关系。早在贝祖诒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两人已经狼狈为奸，在外汇买卖上大捞了一票。林凤苞、林仁安则一直是贝祖诒的亲信，原先也在中国银行任职。贝祖诒任中央银行总裁，就把这两个亲信捎上，当了央行业务局的正副局长。
贝、詹、林、杨，实质上是以同丰余为掩护的一个贪污团伙，被上海市民称为“金牛党”。
宋子文的推托
事情越查越多，正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可笑的是，同丰余竟是一家没有向政府备过案的黑店，这下监委们似乎找到追究的把柄了。
他们向上海市社会局质问道：“何以同丰余没有批准立案，而经理这样重大的业务，你们不加以取缔呢？”
社会局负责人苦笑着回答说：“贝总裁招呼我们不要管，我们只好不管。”
监委们询问林凤苞，林的回答更加振振有词：“因为上海金业公会会员复杂，不可靠的多。詹是公会主席，熟悉情况，有信用，有号召力，贝总裁也知道他的负责可靠，所以选择他负责。”
再去盘问贝祖诒，回答也是差不多的口气。
四监委又向贝祖诒询问抛售黄金的情况。贝傲慢地回答说：“央行原有库存总数，从1946年3月至11月的抛售总数和现存底数都有，但事关机密，奉主席（蒋介石）谕，对任何人不能公开。”
四监委只得从其他渠道再打探，最后还是利用了孔祥熙与宋子文的矛盾，获悉了中央银行已经将全部库存900万两几乎售罄的内幕。
据孔说，他卸任财政部长时，交给宋子文的库存共有900多万两黄金。央行在宣布停售黄金时，已经是库存告罄，无金可售了。监委们核以央行每月售出黄金约70万两，共计12个月，约为850万两左右，孔祥熙的说法是靠得住的。
不过，央行抛售黄金没有什么法定的手续，一切都有宋子文、贝祖诒说了算，“ok”了事。同丰余连一本进出的账目都没有。也就是说，监委们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可以拿到手，这使查案阻力重重，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
线索也就到此为止了。
世人都明白，这几人的顶头上司就是宋子文，宋子文的上面还有蒋介石，怎么办？如何查？
恰好宋子文那几天在上海办事，监委们听说后，请示于右任，于答：“继续查。”于是监委们赶往宋宅，正好把宋子文堵在家里。
监委们得到的情报是，出售黄金经过政府的同意，而引起大风潮的停售黄金令，却没有经过政府的讨论或同意，完全是宋子文个人的决定。于是监委们诘问这是怎么回事？
宋子文一脸不屑，说：“停售黄金是奉主席的口头指示，我不过是奉令行事。至于事先没有提出讨论，一来事机急迫，二来主席的意思，大家也不会另有什么好办法。否则，会徒然引起一些无谓的争论，暴露国家的机密，影响戡乱大计。”他又说：“我能力有限，已经向主席提出辞职，一切听上面决定处理。”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监委们只好倚老卖老，硬着头皮打电报给蒋介石，询问停售黄金是否确奉主席的命令？
国民党败象毕现无遗
何汉文等人，一面探听蒋介石的真实意思，一面先造声势。他们在监察院领衔10多名监委，提出弹劾“宋子文、贝祖诒案”。立法院开会时，还把宋子文、贝祖诒请来质询，弄得两人面红耳赤，下不了台。接着参政会也向宋、贝两人提出质询攻击。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监委、立委们知道，接下来，关键要看蒋介石的态度如何了。但他们的电报发出后，却迟迟不见蒋介石的批复。
监委们想见蒋介石，哪里有合宜的时机。有老于此道的人出主意，让他们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查询一下，看看蒋介石有无批复。果然，那里有人拿出一份文件，笑笑说：“批示有的，不大好复电，你们看看吧。”
四监委拿过文件，原来蒋介石在电报上的批示是：“并无其事。事到如今，有何办法。”四监委看了，都啼笑皆非，怪不得一直没有回音。看蒋介石的意思，显然也没有办法，只能不了了之了。
的确，蒋介石也陷入两难的境地。
据当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的李立侠回忆：“蒋介石对中央银行是十分重视的。这是他的总账房，不许别人为所欲为。由于宋子文乱花了他的家当，他就断然把宋赶走了。”
不过他也知道，宋子文也是为他在办事，试想，不是宋子文殚精竭虑，他打内战的巨额经费，又从何而来？真要追究的话，自己是点过头的，对于这一事件，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何况宋子文毕竟是自己的大舅子，关起门来始终是一家人。但他又对宋子文、贝祖诒在不知不觉中花掉大量外汇和黄金，恼怒不已。
但无论如何，事情总要有个交代。
1947年3月，中央银行进行改组，贝祖诒被免去总裁职务，由张公权接任。宋子文也于1947年3月1日辞去行政院院长，黯然南下，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一职由蒋介石兼代，不久改由张群接任。两张都是政学系的风云人物，这番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政学系是得了大便宜的。
詹莲生、林凤苞、杨仁安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詹12年；林、杨分别7年。但在美金、大黄鱼的打点之下，三人后来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依旧逍遥法外。
黄金风潮案就此告一段落，但国民党政府的败象已经毕现无遗。此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形势一泻千里，整个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经济，都开始呈现崩溃景象。[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