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良玉起兵“清君侧”以悲剧性的结局而收场，这种悲剧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果单单从弘光朝内部矛盾来看，左良玉起兵有其正当性和进步性。马、阮集团把持朝政，政治腐败，大肆打击迫害东林党复社人士，百姓也怨声载道，皆斥马、阮为祸国殃民的奸臣，弘光朝廷存在仅仅一年，就有马士英、阮大铖两人名列《明史》奸臣传中。左良玉起兵“清君侧”除奸党，也可称之为义举。但左良玉起兵却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与响应，以致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左良玉军队成分复杂，军纪败坏，战斗力严重下降。左良玉军队一向以纪律败坏、骚扰百姓而闻名，特别是江南的士民们对左军在崇祯十六年沿江东下大掠、滋害扰民的情形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左良玉兵半群盗，甚淫毒，没入民家索贿，用板夹爇之，肥者或脂流于地。又所掠妇女，公淫于市，若入舟后，或注目岸上，望父夫若泣，则身首立分”。左军“所过焚庐舍，夷井灶，鸡犬无所留，千里一空，江左大震”。此外，左良玉长期不听节制，飞扬跋扈，此次率大军东下，又有避免与李自成农民军作战之嫌，难免给人以口实，难为公论所容，难以取得士民的理解和支持。左良玉死后，左梦庚既无治军之才，又无统帅之能，难以服众，左军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再加上左军成分复杂，多乌合之众，板子矶一战即被黄得功击溃，可见战斗力之差。
第二，以文官治国，以文臣制约武帅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士大夫们对武将保持戒备心理，对武将以武力的方式来干预朝政之行为丝毫不能容忍。尽管马、阮集团大肆打击、迫害东林党复社人士，但东林党复社人士从未想过借用左良玉的力量以武力来解决马、阮集团，以袁继咸的好友张自烈的一段话可为代表，张自烈对袁继咸说: “ (左)良玉恣睢日久，若借援于彼，得安其位，必窃谓江督博我声援，宜德我，如是必事事唯良玉意所欲为，少与龃龉，必致撼，不肯下。且中外又谓良玉久据上游，使正人不受祸，寇贼不敢肆，皆其首功，良玉自此成尾大之形，它镇自此贻跋扈之渐，恶再能安身以安朝廷哉!”可见，当时的清流文人士大夫们仍然拘泥于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对武将仍然不加信任，持戒备心理。左良玉起兵时，想邀请何腾蛟、袁继咸共同起事，被二人拒绝，也恰好验证了这一点。左良玉起兵时，尽管一再大造舆论，企图取得东林党复社等清流人士的支持，形成广泛的同盟军，结果却是四方毫无响应，使左良玉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地。
第三，政治上的不成熟。左良玉本人行伍出身，晓畅军事，但在政治上则显得很不成熟，且左良玉起兵“清君侧”时，已老弱多病，对天下局势缺乏清醒的判断能力，其军队也难以约束，因而易受鼓动仓促行事，导致选择起兵东下的时机错误，?“海内望是久矣。无不喜其来，而悲其晚”。当时清兵南下，大敌当前，应以抵御清兵为首要任务，而左良玉却一心以剪除马、阮集团为首要，挑起内战，不以大局为重，难以取得广大士民的支持。马士英、阮大铖一向对左良玉防备甚严，除了在板子矶筑城防卫，又尽撤江北劲兵来截击左军，同时马、阮把持朝政，掌握了政治话语权，对左良玉大加讨伐，斥为叛逆，也使左良玉处于不力境地。江北诸镇一向以定策功自居，与马士英、阮大铖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同时又畏惧北来的清兵，自然也乐于以“勤王”的名义响应马士英的号召，率兵去讨伐被视为叛军的左良玉，从而使左良玉在政治、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
左良玉起兵东下，其主观上想铲除祸国殃民的马、阮集团，解救被迫害的太子及东林复社人士，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在客观上，同室操戈，帮助了清军南下，使清军不费吹灰之力迅速灭亡了弘光朝廷。因此，尽管有人认为左良玉起兵“清君侧”不是反叛，但在清军大举南下，弘光政权危若累卵之时，左良玉不顾大局，一意孤行，起兵东下，仍属不明智之举，对弘光政权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左良玉起兵“清君侧”以失败而结束，不但未能铲除马、阮集团力挽狂澜以救国，反而加速了弘光朝廷的灭亡。
盘点历史上的清君侧，每一次都惊心动魄清君侧，就是清除国君身旁的奸臣小人。清除君主身旁的亲信坏人叫“清君侧”。历史上“清君侧”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语本《公羊传?定公十三年》，“此逐君侧之恶人”。李商隐《有感》诗：“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新唐书?仇士良传》：“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
和平方式的清君侧
和平方式的清君侧，就是利用文字或是口头来进谏，向君主表达其身边有哪些人是奸佞小人，请求君主清除之。在中国历史记录里，这种形式是最多的。历史上都有许许多多正直的官员会上奏章向皇帝检举奸佞小人利用权势为非作歹、迫害良民，用奏章和口头进谏来攻击君主身边的近臣，当然会引起君主身边权势近臣的反击，造成政治上若干的激荡。
历史上利用文字或语言来批评君主身边小人的最著名两个时期，一个是在东汉，东汉的士大夫们常批判君主身边的宦官，尤其东汉中叶宦官干政的时间最长，他们干政后把持政治，把政治风气都败坏了。于是当时士大夫们就对这些小人进行强烈批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清议”，结果宦官们起而反击，把士大夫囚禁起来，造成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第二个较著名的时期是大明：大明同样的，君主身边围绕着宦官，宦官为非作歹，且还设立特务机构，使许多士大夫实在是看不过去，起而攻击批评宦官。当然这些士大夫们也同样遭遇政治迫害。
武力手段的清君侧
大汉：功臣集团铲除吕氏
另一种清君侧的方式是用非和平的方式，换句话说，即是用武力清君侧。历史上这种用武力清君侧的例子，看起来是比用言论清君侧少了很多。史上比较有名的用武力来清君侧之例子，如：西汉高帝去世时，惠帝继位，由吕后在背后执掌朝政。惠帝逝，吕后作主，先后立两个少帝，朝政实际上由吕后操控。吕后大量进用外戚，即吕氏家族──比较著名的是吕产、吕禄，所以朝政被外戚把持。当时的君主是汉少帝，其身边实际上都是外戚吕氏。
此外当时朝廷上另外一个大势力，即是“功臣集团”，这些功臣们害怕自己的势力会丧失，又怕吕氏会篡夺刘家的天下。于是功臣集团联合起来用武力铲除了吕氏，把吕家这些外戚们都杀尽，这便是以武力的方式来清除君侧。
大唐：清君侧获得多次成功
在大唐，以武力来清君侧的例子较多。如在唐高宗去世后，中宗继位，武则天在幕后干预政权、掌控朝政，唐朝的宗亲王室们心中都感到恐惧，怕武太后会对他们不利。于是，琅玡王等皇族王爷们便起来想以武力的方式铲除武则天势力，结果却很快被武则天用武力平定而失败了，这次用武力来清君侧没有成功。武则天称帝后，非常信任两个男妾：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这两人大权独揽，做尽坏事。朝廷大臣们对武则天身边这二人非常不满，宰相张柬之发动政变，趁武则天重病卧床时，带军队进宫杀掉张易之两兄弟，武则天也无可奈何，宣布退位。这是历史上又一次用武力成功的清君侧。
武则天死后，唐中宗复位，中宗非常宠爱其皇后韦氏，但韦皇后却想效法武则天，成为第二个女皇帝，于是韦皇后图谋按武则天的老路一步步走下去。武则天做皇帝的步骤，第一步是做皇后、第二步是做太后、第三步做皇帝，所以韦后也想如法炮制。但中宗身体尚十分健康，韦皇后用毒药毒死中宗，另立了一个少帝李重茂。少帝当然不能问政，朝政实际上操在韦太后手里。韦后遂重用自己女儿安乐公主与韦家外戚，以及武则天的侄儿(也是外戚)，朝政非常之乱。此时武则天的孙子李隆基(日后的唐玄宗)，在某天晚上发动政变，带领军队进宫，将韦太后、安乐公主等人都杀掉，这又是一次用武力来清君侧而获得成功的行动。
另一次用武力来清君侧是唐玄宗天宝十年以后，此时是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当宰相，朝政也非常腐败。在边疆地区手握军权的节度使安禄山与杨国忠是政治上的死对头，两人皆在唐玄宗面前争宠。杨国忠在唐玄宗身边，可以天天面见皇帝，可是安禄山却难得才进京一次，故非常害怕杨国忠向皇帝进谗言来害他。所以在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就以“讨伐奸臣杨国忠”的名义，从幽州(也就是今日北京)起兵，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安史之乱”的开始。但安禄山起兵的时候并不是说自己要篡位，而是说他要“清君侧”。这次安禄山起兵是唐朝历史上一次重大军事事变，从此以后唐朝由盛转衰。
大明：明成祖靠清君侧治世
用武力来清君侧最成功的例子发生在明朝。明太祖在位时，为防范功臣们作乱篡位，便将几个儿子都封为王，且各有领地各拥军队。明太祖认为用自己的儿子当屏藩，可以保卫在中央的皇帝，让功臣们不敢轻举妄动。
但当明太祖死后，其孙子惠帝继位，当时因惠帝尚年幼，眼见拥有重兵都是各地藩王们，又不听自己的话，所以明惠帝身边的几个大臣如黄子澄等，遂劝惠帝要“削藩”，惠帝听从他们的意见从事削藩。这件事情立刻引来当时镇守北方的燕王反抗，燕王首先起兵，打出的名号即是“清君侧”。燕王军队进入南京，那些被燕王指为奸臣的大臣被杀，惠帝也因战乱失踪不知去向。燕王在南京登基为帝，而后做了天子，是为明成祖，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用武力来清君侧之例子。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清君侧”，仅有一次成功了清君侧是指清除君主身旁的亲信、奸臣，历史上明确以“清君侧”为名的军事行动一共有四次，分别是西汉的“七国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元朝的孛罗帖木儿之乱和明朝的“靖难之役”，而这四次“清君侧”，有且仅有明朝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成功了。
第一次“清君侧”：西汉“七国之乱”
西汉景帝即位后，面对势力越来越庞大的诸侯王，在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下，决定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汉景帝刘启
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削藩策》，从景帝二年(前155年)开始，先后削去了楚王刘戊的东海郡，赵王刘遂的河间郡、胶西王刘昂的六个县。最终在削除吴王刘濞的豫章郡、会稽郡之时，遭遇到了武力抵抗。
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六王公开反叛，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的名义，举兵西向进发，拉开了“七国之乱”的序幕。
七国之乱形势图
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汉景帝在袁盎的建议下，诛杀晁错以满足叛军要求，从而坐实了叛军的反叛罪名。此后，在梁王刘武和汉将周亚夫的相互配合下，这次轰轰烈烈的叛乱仅用时三个月便被平定。
历经这次叛乱，当时最大的几个诸侯王遭到了严重打击，为汉武帝后来推行“推恩令”打下了基础。
第二次清君侧：唐朝“安史之乱”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帝王在位期间多次开疆拓土，先后平定辽东、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为加强中央对边疆控制、巩固边防和治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于边地设立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
唐玄宗李隆基
此后，节度使权力不断扩大，不仅管理军事，而且通常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从而将辖内的行政、财政、户口、土地等大权全部掌握，做大后的节度使已经对中央形成了极大威胁。
在唐玄宗统治晚期，由于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开始不断懈怠政事，导致统治愈加腐败，政治日趋混乱，这让已经全面做大的安禄山看到了机会。
安史之乱形势图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属下唐兵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15万人，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拉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
这次战乱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将唐朝从鼎盛时期瞬间推入了深渊，叛乱持续时间长达七年，直到宝应二年(763年)春天才彻底平定。
第三次“清君侧”：元末孛罗帖木儿之乱
元末时期，由于元朝统治腐朽日久，天下大乱，元朝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孛罗帖木儿便是元末时期镇压起义的重要将领答失八都鲁的儿子，原本父子都在为维持元朝的统治而奋战，在与红巾军的作战中立下汗马功劳。
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
随着久立战功，孛罗帖木儿在至正二十二年(1363年)升任中书平章事，进入权力核心的孛罗帖木儿很快便卷入了元廷内部帝党和太子党的党争之中。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三月，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迫使元顺帝解除孛罗帖木儿的军权，四月又以孛罗帖木儿的不受命为由，联合扩廓帖木儿一起出兵攻打孛罗帖木儿。于是，孛罗帖木儿便以“清君侧”为名，成为元顺帝的外援，先后两次率兵攻打大都，后于七月攻入大都。
孛罗帖木儿
八月，元顺帝以孛罗帖木儿为右丞相，在他执政的一年间，虽然制定了一些有利于百姓和恢复统治的政策，但对于已经千疮百孔的元廷来说，已经为时已晚。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初，皇太子子爱猷识理达腊与扩廓帖木儿再次发兵攻打孛罗帖木儿。同年七月，孛罗帖木儿被元顺帝派人刺杀而死。
第四次“清君侧”：明朝“靖难之役”
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他将宗室二十五人(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为藩王，分驻北部边境和全国各战略要地，想要以此加强皇室自身的力量。
明惠宗朱允炆
这些藩王并不同于前朝的闲散王爷，尤其是他们掌握有一定的兵权。而由于要经常出兵讨伐北元残余势力，因此镇守北部便将的藩王兵权更重，例如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燕王朱棣更是握有“节制沿边士马”的重权。当时作为皇位继承人的朱允炆对此忧心忡忡，于是继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削藩。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六月，洪武帝朱元璋驾崩，朱允炆继位为帝，很快便开始了削藩大业。继位还不足一个月，建文帝便以谋反为由将周王朱橚削为庶人。
明成祖朱棣
建文元年(1399年)四月，建文帝又连削齐、湘、代三位亲王，全部将其废为庶人。其中湘王朱柏不堪受辱，为保名节举家自焚;齐王朱榑被软禁在南京;代王朱桂被软禁在封地大同。两个月后，岷王朱楩也被废为庶人，迁往漳州。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遣使入京奏事，使者在齐泰等人审讯下供出燕王异状，于是建文帝降下密旨，令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逮捕燕王府官属，张信逮捕燕王本人。但张信却向朱棣偷偷泄露了消息，于是朱棣用计诱杀了张昺、谢贵，随即以燕王府私兵八百人起兵，反抗明朝中央政府。
在控制北平后，朱棣以“尊祖训、清君侧，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国靖难”为名，开启了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在建文帝和朝廷的一系列脑残作死操作下，最终取得了胜利。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十三，攻破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
靖难之役胜利之后，朱棣于1402年7月17日即皇帝位。不仅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位以地方反攻中央成功的藩王，同时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清君侧”成功之人。
中国古代最大的造反借口“清君侧”“清君侧”这是一个地方势力反抗中央政权时最常用到的借口。历史上最出名的“清君侧”当属汉景帝时期的七王之乱和明成祖朱棣的靖难之役。说是“清君侧”实际上就是给自己造反制造一个有利的借口，借着所谓清除皇帝身边的佞臣，而起兵造反。而正常情况下这些所以的“佞臣”实际上都没有多大的过错，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些有利于加强皇权的主张损害了这些地方势力的利益。
恩师晁错，出谋划策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清君侧”是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七王之乱。七王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藩王的权力之争，而引发这场叛乱的导火索则是当时汉景帝采纳了他的老师晁错的《削藩策》。
晁错在汉文帝时期就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等职位。到了汉景帝继位后，对于这个老师可谓是言听计从，再加上晁错确实也是一个可用之才，很快晁错就升至御史大夫，得到重用的晁错提出了多项改变措施。其中在经济上“重农抑商”，主张纳粟受爵，增加农业生产。边境问题上，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战略思想，募民实边有效的抵御了匈奴的抢掠。政治上面对日渐强大的地方藩王，向汉景帝提出了《削藩策》，意在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巩固中央集权。可以说在七王之乱前，晁错可谓是位极人臣，受尽恩宠。可惜这样的君臣、师生的快乐时光很快就被打破了。
《削藩策》一出，诸王动荡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晁错向汉景帝上疏《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同样对于地方藩王势力畏惧的汉景帝采纳了晁错这一《削藩策》。下诏令：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诸侯哗然，都强烈反对，憎恨晁错。本就有反叛之心的吴王刘濞联合了楚王在内的六位诸侯王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由于吴王刘濞早有预谋，所以七国军队在叛乱之初进展顺利。
弃车保帅，为平息诸王之怒下令腰斩晁错
面对着来势汹汹的七国叛军，汉景帝不知所措。当晁错提出的“御驾亲征”后，汉景帝迟疑不决，而后袁盎又提出的“弃车保帅”，指出诛杀晁错，满足叛军“清君侧”的要求以换取他们退兵。汉景帝最终选择了保全自己，下令腰斩晁错于东市。然而晁错的死并没有换来七国的退兵，反倒是让七国以为汉景帝软弱可欺，便更加肆无忌惮。吴王刘濞更是自称东帝，与西汉政权分庭抗礼。
刘濞的称帝最终让汉景帝下定决心出兵平叛，随后派出太尉周亚夫抵御吴楚联军，派曲周侯郦寄领兵攻打赵国、栾布攻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视齐、赵的动向。最终在周亚夫、窦婴、梁王等人的重压之下，七国叛乱得以平息。
所谓伴君如伴虎，前一秒晁错还是恩师，下一秒就成了平息叛军怒气的牺牲品。关键这位恩师的死还不得其所，最终还是要靠大军去平息这场叛乱，晁错真是死得冤枉啊。
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役。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他年轻的孙子朱允炆即位，史称建文帝。建文帝接受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等的削藩建议，着手进行削藩。而盘踞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对此极为不满，他打着“诛齐黄，清君侧”的旗号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年号永乐，即明成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