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年11月7日—1940年8月20日)，原姓勃朗施坦，全称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工农红军、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
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3月-1925年1月陆海军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19年3月-1927年8月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1927年俄共/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1926年俄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26年10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38年组建第四国际，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托洛茨基提出和完善“不断革命论”以与斯大林主义的“阶段革命论”对立，并且提出发展不平衡原理与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对立。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托洛茨基生于乌克兰赫尔松县扬努夫卡村的一个拥有三百俄亩左右土地的犹太富农家庭。1888年，来到敖德萨，考入一所德国人办的圣保罗教会学校。在敖德萨的八年学校生活，使之大开眼界。1896年，转到工业城市尼古拉耶夫城上学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组织"南俄工人同盟"，并在工人中间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宣传工作。1898年初，"南俄工人同盟"遭破获，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共200多人被捕入狱。在狱中 ，读了列宁刚出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这是他首次阅读列宁的著作。
1898年，被判处流放东西伯利亚四年。在流放地，用安蒂德·奥托的笔名经常给老民粹派分子在伊尔库茨克创办的合法的地方报纸《东方评论》写文章，他写过评论尼采、左拉、易卜生、邓南遮、莫泊桑、果戈理、赫尔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高尔基等著名学者和作家的文章，显示了出色的文艺批评才华。流放期间，认识了捷尔任斯基。1902年春，在流放地阅读了一份用复写纸印的《火星报》和列宁的《怎么办》，深受启发，决定逃出流放地去参加《火星报》派的革命活动。同年秋的一个晚上，托洛茨基逃出了西伯利亚来到萨马拉，当时护照署名托洛茨基，从此以后他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托洛茨基敏捷的思维，过人的精力和优美的文笔很快得到了列宁和其他社会主义劳工党革命同仁的尊敬和欣赏，列宁写信给普列汉诺夫，建议让托洛茨基参加《火星报》编辑部，担任第七名编委。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同是《火星报》的创办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普列汉诺夫对托洛茨基并没有好感，他对列宁器重托洛茨基不以为然，认为托洛茨基在《火星报》上发表的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只是花拳绣腿，华而不实。在托洛茨基加入《火星报》编委会一事上，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歧加深。列宁这一提议因普列汉诺夫的激烈反对而没有实现，决定只让他参加编辑部的会议，无表决权。1902年年底，托洛茨基按照《火星报》编辑部讨论的意见，到巴黎去从事争取俄国侨民团体的工作。托洛茨基热烈拥护列宁的主张，曾被人安上绰号“列宁的棍子”。
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大会结束之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建立。在这场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普列汉诺夫只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暂时与列宁站在一起，而在其他方面两人始终难以融洽。
更多时候，普列汉诺夫向孟什维克让步，批评列宁也相当尖锐，如说列宁搞“波拿巴主义”，"他将成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而列宁是这样评价普列汉诺夫的："1903年夏他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秋天时他左右摇摆，到年底他就成了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分子。"后来，普列汉诺夫成为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和理论家，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未来的敌人"。
大会闭幕后不久的9月，17名孟什维克分子立即在日内瓦召开了3天派别会议，会上通过了由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共同起草的《关于党内斗争的当前任务》的决议，由于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威胁要抵制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 ，托洛茨基等人也停止为《火星报》撰稿，列宁被迫辞去《火星报》的职务。普列汉诺夫出来收拾乱局。但普列汉诺夫不能容忍托洛茨基留在《火星报》，下了驱逐令，并以辞职相要挟。1904年4月，他申明脱离新《火星报》编辑部，此后，托洛茨基逐渐疏远孟什维克。1904年9月，托洛茨基在德国慕尼黑发表《致同志们的公开信》，与孟什维克绝交。
托洛茨基1904年9月脱离孟什维克后，长期游移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从芬兰回国，12月被推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经历了短促却异常激烈的革命高潮，不久被捕。1906年在彼得堡狱中写了《总结与展望》，提出他一生活动的理论基础——不断革命论，即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的不断性，认为俄国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阶级通过建立起自己的阶级专政来领导、完成，并由此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且率先预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将从俄国革命开始。1906年12月被判处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次年2月在押解流放地途中逃脱，流亡国外。1912年组织“八月联盟”，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内部出现的错误倾向。1912年—1913年曾作为一家自由派报纸《基辅思想报》的记者奔赴巴尔干半岛采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洛茨基先在欧洲后赴美国，坚持国际主义，主张革命，反对战争。
1905年1月9日周日(俄历二月)，彼得格勒爆发大规模的工人和平请愿，遭到沙俄政府开枪镇压，由此引发了连绵不断的革命浪潮。此时，托洛茨基刚从慕尼黑到了日内瓦，他立即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以《彼得堡起义之后》为题发表。托洛茨基在文章中赞扬英勇的俄罗斯人民反抗沙皇的极权统治，认为君主立宪只是一种幻想。他号召人民推翻沙皇统治，“革命已然来了，她结束了我们政治的童年时代”。
1905年12月3日，托洛茨基在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其他委员在开会时被逮捕。从此开始了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第二次监狱生活。在狱中，他研究了地租理论和俄国社会关系史。更重要的是，身陷囹圄的托洛茨基开始酝酿他的" 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些早期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具有理论学说的" 托洛茨基主义"。
1906年，写成了题为《总结与展望》的长文，以"总结"1905年革命为名，第一次论述了"不断革命"论。他在《自传》中认为这本书是"当时论证不断革命的理论方面一篇最完善的表述"。认为俄国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以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并由此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
一战前夕
托洛茨基1906年11月被判终身流放。1907年2月，在流放途中，借口坐骨神经痛要求住院治疗，乘人不备便设法从西伯利亚别烈左沃逃脱，经彼得堡到芬兰，不久又搭乘一艘开往瑞典的轮船，抵达斯德哥尔摩，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此后穿梭于伦敦、柏林、维也纳、苏黎世、巴黎等欧洲各个城市，成为流浪的革命家。后来认识了弗兰茨·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等著名的德国革命家。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一样，反对孟什维克的观点，但又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希望看到俄国革命运动“欧洲化”。
1907年4月下旬，以梯弗里斯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尽量弥合布孟两派的分歧，维持党的统一。8月，参加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12年1月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俄代表会议，决定把孟什维克取消派开除出党，从此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此时的托洛茨基在革命的十字街头似乎无所适从。
一战期间
一战爆发后，反对列宁提出的“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策略口号。1915年9月，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他坚持国际主义，主张革命反对战争。
1914—1916年，托洛茨基在巴黎逗留了两年，1916年9月，托洛茨基的《我们的言论报》被法国当局查封，托洛茨基本人被驱逐出法国，赴西班牙，接着又被西班牙当局押送上船赴美国，1917年1月到纽约，在那里遇到了布哈林，他马上加入布哈林等人在美国主编的《新世界报》编辑部。他还活跃在纽约和费城一带，到处演讲，做革命鼓动工作。2月底，俄国国内爆发革命的消息传到了纽约，托洛茨基更是活跃，急忙办理回国手续。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还在进行时，托洛茨基就采取了最激进的不断革命立场(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把革命推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匆忙启程由美国辗转回国以参与革命。3月27日，途中遭英国政府非法逮捕于加拿大某集中营里(英国政府视托洛茨基等俄国流亡者为极端危险的人物)，后遭到(在苏维埃的巨大压力下)俄国临时政府的强烈抗议而获释放。托洛茨基5月17日返抵彼得格勒(此前一个月，列宁已回到俄国)，当即发表演说鼓吹将革命立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当即被推为彼得格拉苏维埃执委之一。至此，托洛茨基充分发挥出其政治潜能，在革命运动中叱咤风云，“个人品格大放异彩”。他已经可以不把普列汉诺夫之流看在眼内了，其在革命群众中的威望，连列宁也稍逊一筹。卢那察尔斯基说：“在托洛茨基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的影响下，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影响下，不少接近托洛茨基的人都有认为他是俄国革命的头号领袖的倾向。”1917年7月，托洛茨基因其不断革命的主张与鼓动被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逮捕。
十月革命
回到俄国后，参加了"区联派"的国际主义小组。区联派原是1913年11月在彼得堡成立的中派组织(主要阶级成分是彼得堡工业区的四千多产业工人)。1917年5月，鉴于区联派基本上采取了同护国派断绝关系的立场，列宁主张同他们联合，6月，资产阶级政府以"德国间谍"罪名将托洛茨基逮捕入狱。在同年7月布尔什维克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议，托洛茨基和整个区联派与布尔什维克统一合并，在狱中被选为中央委员。1917年9月初，获释出狱，托洛茨基率领“区联派”与列宁派联合，并再次被工人推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时彼得格勒已转向布尔什维克。10月10日，在列宁主持下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会议，当时，托洛茨基是很少数支持发动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他虽投票赞同起义，却主张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来决定夺取政权的问题。
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对工人代表议会中的质询做了巧妙答复(托洛茨基说他“代表苏维埃”宣布没有任何武装行动的决定，但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当然没有义务承认党中央的机密决定;苏维埃作为工人民主政治机关的决议是公开的，而党中央有权保留机密决定;但托洛茨基不止于此，他补充说道“如果事变的进程迫使苏维埃决定武装行动，那时工人和士兵一定会像一个人似的站出来响应苏维埃的号召。”)。这样的答复——既保守了即将起义的军事秘密，又鼓舞了革命者的战斗意志，同时严格遵循现代民主与公开原则，这些政治答复被波兰人多伊彻誉为“外交辞令的杰作”(详见伊·多伊彻的托氏传记《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第9章第335页，第11章第390页)。
对于十月革命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革命，托洛茨基赢得了不朽的历史地位。后来成了托洛茨基死敌的斯大林，当时作为革命组织领导者之一却写道：“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迅速站在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后，当反托成为政治需要时，此类评价都从斯大林文章中删掉了。)甚至连后来狂热的斯大林派雅克·沙杜尔，当时却也写道：“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居支配地位，是起义的钢铁灵魂。”(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6卷第76页。)不仅在起义中，而且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捍卫、巩固方面和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方面，托洛茨基也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外交官、苏联国际革命政策负责人、苏联红军以及共产国际的缔造者)。 [3] 在欧美共运中托洛茨基的威望极高。
布列斯特条约
1917年12月3日，谈判开始，德国提出了把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的全部割让给德国并赔款30亿卢布的苛刻条件，这引起布尔什维克党内严重的分歧。列宁主张接受德国的条件，签订和约，为新生政权争得喘息机会，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阿尔乔姆、斯塔索娃、斯维尔德洛夫等六名中央委员支持列宁;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帝国主义继续世界大战，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乌里茨基、洛莫夫支持布哈林;托洛茨基则主张停战，复员军队，但不与德国签约(即不战不和)，中央委员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越飞支持托洛茨基。
1918年1月2日，苏俄政府召开中央和地方负责人会议。60人出席的会议上，赞成布哈林主张的32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的16人，赞成列宁主张的仅15人。列宁的主张终因处于少数，未能被通过。
1918年1月24日，苏俄政府召开中央会议，重新表决签约的问题。托洛茨基的主张以9票对7票的多数通过，列宁的主张仍然没有被多数所接受。
1月30日，布列斯特谈判恢复。作为外交人民委员、谈判代表团团长，托洛茨基临行前与列宁约定：如果德国下了最后通牒就让步签约。结果德国果然向苏俄下了最后通牒，托洛茨基向列宁电报询问对策，列宁立即复电坚持：接受德国条件，立即签约。但是托洛茨基没有接受列宁的建议，而是发表了拒绝签约的声明，率团离开布列斯特。结果，德国开始对苏俄大举进攻。
2月18日，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苏俄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的紧急会议。会上，列宁的主张又被以6:7的票数否决。随后，中央又连夜开会，经过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转而支持列宁，会议结果以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列宁的提案。苏俄政府连夜通知德国方面，同意签约。
但是，德国在得到通知后任没有停止进攻，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苏俄党中央又召开有15名委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中，大多数委员表示不赞成列宁的主张。列宁只得提出，如果这种空谈继续下去，他就要辞职，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布哈林对此毫不在乎，斯大林也未发生动摇。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宁的意见，但为了防止列宁辞职和党的分裂，他的态度发生变化。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4票弃权。结果列宁的主张以7票赞成、4票弃权、4票反对获得通过。
2月24日，苏俄政府重新派出了谈判代表团与德国进行谈判。
3月3日，《布列斯特条约》正式签订。按照和约，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的部分地区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德军占领;俄军应完全复员;苏俄要向德国支付赔款60亿马克等。但苏俄成功地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争取了喘息的时间。1918年11月13日苏俄政府利用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又宣告废除此条约。
国内战争时期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1918年3月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9月改组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持建军工作，指挥红军与协约国入侵军队与白党军队作战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事人民委员，具体负责组建红军和指挥军事作战。
国内战争期间，一直乘坐指挥专列巡回于俄国各战区，为红军的组建和壮大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成为国内各条战线上胜利的"唯一的组织者"，"红军的缔造者"、"红军的领袖和组织者"，被外界誉为“红色拿破仑”，当时连斯大林也不得不认同。但因行事严酷，也遭到谴责。
由于官僚极权对信息的封锁，后人常常根据极端偏颇的材料而认为托洛茨基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文人，其实他文武双全，且谙熟军事指挥艺术，还曾亲临战场。正是他作为十月革命的最高军事领袖(十月革命期间他与士兵一起在战壕里作战)，并且在1918年缔造并指挥苏联红军，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国内战争期间，他甚至坐装甲列车冒着枪林弹雨亲临战场指挥作战(托洛茨基专列)，差点被炸死;当反革命军队进攻彼得堡时，当时的彼得格勒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吓得半死，(这事使他丢脸)托洛茨基却从容不迫指挥作战。
同时托洛茨基又是一个高明的外交家，他曾经强硬要求英国政府释放因反战宣传被囚禁在英国的俄国流亡革命者，否则不许英国公民离开俄国，连英国政府方面都觉得此举无懈可击;他还把盛气凌人的法国到访者当场轰出他的办公室(革命前法国一直是俄国的头号债主与政治操纵者)，却彬彬有礼地欢迎前来缓和冲突的法国大使，一高一低的姿态显示了托洛茨基高超谋略智慧，堪称有理、有力、有节的外交典范。
社会主义建设前期
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全国进入恢复国民经济的新时期。但此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已经部分显露出来。1920年初赴乌拉尔地区考察，返回后便在俄共政治局中首先提出实行渐进农业税，但遭到当时普遍抱乐观态度的其他中央委员的反对。
托洛茨基随后主持铁路工作，认为在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工会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在1920年11月初召开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反对在工会中扩大民主，主张把行政命令的方法搬到工会中。提出把战时共产主义的"螺丝钉扭紧一下"和"把工会整刷一下"的口号。对此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在中央政治局展开了持续数月的激烈的争论。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对工会问题的争论作了总结，肯定了列宁为首的中央的路线。此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国内经济危机加重并导致政治危机，战时共产主义被终止，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
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
列宁健康时，还能将他作为一件工具，但他已经住进了护理室，实际上被看管起来了。所以，列宁才总是抱怨，医生总是在加以限制，他对外界的情况总是一无所知。所以，列宁知道格鲁吉亚的真相后才如此震惊，事件本身尚且不论，更吃惊的是斯大林表现出来的势力和野心，他知道自己已经被这件原来的工具控制了。
斯大林获得了看护列宁的权力，熟知中国历史，清楚雍正皇帝这一段历史的人不难理解，斯大林通过此举获得了继承最高权力的保障。列宁急切地想解除斯大林的看管，所以才屡次表示对斯大林的不信任，我们就不难理解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件，要求斯大林向自己妻子道歉，接着要求解除一切私人关系的信件的深层目的。但唯一能解除这一权力的是政治局，由于“三驾马车”和”五人小组“和“七人小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存在，也就等于是要求斯大林自己放弃这一权力(斯大林在指责托洛茨基搞派别活动之前自己就在搞派别活动)，列宁这一目的无疑会落空。
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察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然而，在几次重大斗争中，托洛茨基选择了“靠不住的妥协”，与列宁的合作最终走向失败。
“当列宁还能从事斗争时，托洛茨基依靠列宁的支持，还有获胜的可能，甚至在列宁逝世后，他利用列宁交给他的“炸弹”，也仍有获胜的可能。但他却出于对“空位期”和党的分裂的顾虑，没有积极地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从而导致自己彻底的失败。当列宁已经决定撤消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开除其党羽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的党籍时，他还有所保留，仍希望斯大林能改过自新，希望最高领导层能竭诚合作。在他的对手们私下策划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时，他却令人不解地无所作为，竟然还去郊区打猎，以致染上使他丧失战斗力的疾病。托洛茨基这样做，也许是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如他在自传中所说的，即便获得胜利，其结果能维持多久是颇成问题的。也许他是出于自信，象他这样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转折契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人，只要有机会，必将会东山再起。因此，他想进行一场长期斗争，从做青年工作入手。
但他没有充分认识他的对手斯大林，对手们针对他进行的斗争的性质也不够明确。这场斗争对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来说，是一场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夺取权力是唯一目标，因而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权力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对手是获得或保持权力的障碍，不把障碍除掉就得不到权力，所以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干掉对手，这场斗争与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以往的党内斗争完全不同，在那些斗争中，尽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胜主要是依靠理论和决策的正确性，通过辩论和投票解决问题。这种党内斗争是同志之间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分歧的斗争，斗争的双方是同志，所以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保留观点，也给人改过的机会。可惜这个优良的党内斗争传统被罪恶的夺权斗争破坏殆尽。”(《托落茨基自传》中译本译者前言)
1923年，随着德国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牵头的40多名老布尔什维克联名发表“新方针”，提出振兴革命的新纲领，包括遏止新经济政策、实行计划经济、扩大工人阶级民主的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但遭到斯大林等当权派打压。
社会主义建设中期1924年1月21日，列宁与世长辞。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头执政，合谋排挤托洛茨基。斯大林派从他们的观点出发将马列主义者攻击的“托洛茨基主义”“托派”，将早已被许多人淡忘的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旧分歧提出来，指责“托洛茨基主义”违背了“列宁主义”。列宁还曾忧心忡忡地对人说，我担心有人会利用我和托洛茨基过去的旧分歧搬弄是非;
1924年秋，托洛茨基接连抛出《论列宁》和为《1917年》一书所写的序言《十月的教训》等小册子，被指责为“篡改历史，歪曲列宁形象，诋毁列宁主义，抬高自己的身价，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顶替列宁主义，改变党的路线”。在托洛茨基发动新的进攻面前，斯大林立即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斯大林先后发表了《论列宁》，《论列宁主义基础》等重要著作进行争斗，同时向全党提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口号。1925年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行，解除了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给予最严厉警告。
1925年1月，斯大林派支配的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托洛茨基言论的决议》，批评他“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25年1月被迫辞军事人民委员之职。改任电气技术发展局局长，兼工业与技术委员会主席。从此斯大林修正主义通过种种合法及非法手段逐步篡夺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权。5月，托洛茨基出任租让委员会主席，后任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
1926年春夏之际，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等人结成新的反斯派联盟，即所谓“托季反党联盟”。他们挑起了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他们提出的《世界分工论》、《超工业化计划》等理论和做法，在全党对未来一片乐观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党的谴责和否定。托季反党联盟的活动遭到沉重打击以后，暂时有所收敛。当英国张伯伦政府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新发动反苏武装干涉之际，托洛茨基又加紧了他们的活动。炮制和散布了大量纲领和宣言，其中有《十三人宣言》(1926年7月)、《八十三人宣言》(1927年5月25日)、《十五人政纲》(1927年6月)、《反对派政纲》(又称《九月三日政纲》)、《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等等，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攻击。对托洛茨基这些言论和活动，联共(布)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先后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解除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托洛茨基候补执行委员的职务。
托洛茨基垮台之后，斯大林马上把矛头对准了季诺维也夫。基洛夫被暗杀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以列宁格勒反对派总部组织暗杀基洛夫的罪名逮捕并判刑，后来又再次进行审判，被判处死刑。他们早就了解斯大林的为人和残忍本性，他们在与托洛茨基结盟前就写下遗书，一旦意外死亡，定是被斯大林暗杀。尽管如此，他们在内务部严刑逼迫他们承认捏造的罪行时，仍相信斯大林虚假的承诺而在法庭上自作自践。季诺维也夫临刑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斯大林肃反秘史》
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托洛茨基抨击了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托洛茨基屡次提议要中共退出国民党，及采取独立的工农革命政策，均遭斯大林控制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拒绝(共产国际当时的计划是把国民党吸收入共产国际)，终至中共及工农群众在毫无戒备下遭国民党屠杀。中国革命的失败，使斯大林感到恐惧，他加紧打击托季联盟，托季联盟成员却并没有停止行动。11月7日，他们纠集其追随者组织了游行示威，走上了公开反对斯大林的道路。对此，联共(布)党采取了断然措施：11月14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托季联盟被彻底击溃了。许多“党内左翼反对派份子”被逮捕、流放。苏共十五大以后，斯大林领导的中央对“党内左翼反对派份子”和支持或同情反对派观点的人采取了严厉的行政制裁措施。
1928年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2月12日被逐出国，抵土耳其。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
在斯托斗争中，左翼反对派以托为首严重低估了官僚化倾向，错失斗争良机(在1925年之前左翼反对派有人提出武装推翻斯大林集团、将之关禁闭，但遭到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当时甚至私下说要把斯大林送上绞刑架。托当时宁愿把斯大林当做同志、将斗争控制在党内范围，直到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问题才得以公开)。更要命的是，在当时论战双方都把列宁当做最高权威抬出时，托洛茨基等人却坚决反对公布列宁遗嘱。另一个重大的主观原因是当时俄国革命者早已出现了分化，话说不到一起，对问题的敏锐性也有很大不同，致使左翼反对派不能在同一个时期里聚集起足够的力量。从客观方面看，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低落(1923年后)，三年内战和反帝国主义干涉战争造成的最优秀的一批革命者和革命工人死伤、脱离大工业，以及俄国工人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到的初步实惠，这些都严重削弱了左翼反对派的政治基础。但反对派在斗争的主观方面的失利无疑是其失败的更直接原因。
托洛茨基错过1924—1927年的斗争良机而使左翼反对派失利后，拒绝承认苏联官僚化的不可逆转，仍寄希望于在苏联无产阶级推动下的上层政治改良，并且要求各国左翼反对派留在共产党内为革命路线而斗争。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才宣告第三国际无可救药，并认为只有一场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能够挽救堕落了的苏联工人国家，并指导其支持者为第四国际而斗争。
托洛茨基在国民经济管理与研究工作中颇有创造：是苏俄新经济政策的首先提议者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首先实践者、提议者。1928年斯大林迟迟开始的计划经济实验，是对1923年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拙劣剽窃和粗暴翻版。因为统治者的政策迟到，使得新经济政策到1928年已产生了一个威胁政权生存的农村资产阶级，而苏俄工人阶级国家不得不强力解决—而且是不得不借助已蜕化为官僚集团的强力来解决冲突—结果导致了1929年到30年代初的大饥荒和对农民的大量冤枉错杀。
流放期间
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在流放所，并未停止活动。不仅同全国各地的余党频繁通信，为之出谋划策，还加紧撰写著作，起草了几十万字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基本原理的批判)》，继续攻击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此时托派已从反对派完全变成了“反苏维埃组织”、"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因此，1929年1月20日苏联政府决定将其驱逐出境。1932年2月又剥夺了其苏联公民权。
被驱逐出国后，先后流亡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岛、法国和挪威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流亡期间，受到各进步团体的隆重欢迎。此间一直进行着反斯大林主义的活动。写了大量著作反对斯大林，坚持和宣传“不断革命论”。
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无政府主义者，遭到斯大林主义者的仇视。希特勒在德国登台后，第三国际不顾托洛茨基自1930年以来不断的警告，大大低估纳粹党的危险性，同时拒绝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对抗纳粹，结果使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长期处于国内第一大党地位的德国共产党毫无抵抗地被粉碎，并使法西斯势力横行十余年。
居住墨西哥期间，托洛茨基表示不会干预和评论墨西哥内政，但在国际与苏联的问题上，却加紧开展政治活动。他把建立托派第四国际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发动了一场组织成立第四国际的运动。1938年9月3日，30多名来自10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开会，成立了第四国际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
1937年1月23日至30日，苏联最高人民法庭开庭审讯所谓 “托洛茨基反苏案”，13名“托派份子”被判处死刑。而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被作为“人民公敌”被控为各种旨在颠覆苏联政府的阴谋、破坏、暗杀活动的主谋和指使者。1938年3月，莫斯科又宣判，托洛茨基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勾结，还与英国和波兰的政府达成卖国协议;同时被控暗杀基洛夫和企图谋害斯大林等人，又指控其谋害高尔基等人。就这样，托洛茨基被足足三次缺席判处死刑。
托洛茨基是被斯大林驱逐出境的。显然斯大林不久就后悔了。把这样一个死对头放到国外去自由行动，对斯大林是个极大威胁。所以托洛茨基在国外多次遇刺，他所携带的档案遇盗，就不足为怪了。托洛茨基一家的命运是悲惨的。儿子列夫·谢多夫是他流亡国外的主要助手，1938年在巴黎的一家医院可疑地死去。女儿齐娜在柏林自杀身亡，而留在苏联从事科技工作的儿子谢尔盖则被斯大林逮捕，最后死在集中营。
托洛茨基本人最终也没有能摆脱斯大林的魔掌。1940年5月23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寓所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的袭击，托洛茨基一家幸免于难。但是没过多久，克格勃的特工，一个名叫拉蒙·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混进托洛茨基的宅院，用冰斧击中托洛茨基的头部，托受致命伤，抢救无效，于8月21日去世。他虽然逃过了斯大林1930年代大审判的子弹，但最后仍不免丧生在斯大林杀手的冰斧之下。他多活了几年，但其最终结局同留在国内的他的战友一样。唯一的不同是他没有在“无产阶级法庭”上遭受那种屈辱，用不着“悔过”，用不着把自己鬼化，至死保持了人的尊严，一个革命者的尊严。
二战期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认为战后将掀起革命高潮，为争夺对革命的领导权，两方加紧斗争。苏联情报部门策划了暗杀行动，苏联内务部从1931年起就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暗杀托洛茨基的小组。在墨西哥，他先是住在墨西哥左翼画家迪亚哥·里维拉和弗里达·卡洛夫妇的家中。因与弗里达有染而搬出，另找了一个附近的房子居住，其间躲过多次暗杀。1940年，在家中被他当作朋友的苏联情报单位特务拉蒙·麦卡德尔(Ramón Mercader)用冰斧残忍地凿入托洛茨基的后脑将其杀害。随着档案的披露，证明斯大林对这次暗杀行动负责。麦卡德尔因为谋杀托洛茨基被判20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于1978年在古巴去世。
托洛茨基的著名研究者伊萨克·多伊彻对托洛茨基的一生有如下一段评述：
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丰富与辉煌，以至随便拿出它的片断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故事。如果他在1917年前的某个时候死去，他就会跻身于别林斯基、赫尔岑及巴枯宁这样一些俄国思想家与革命家之列，成为堪与他们匹敌的马克思主义者晚辈。如果他的生命在1921年左右结束，大约与列宁同时，那么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和国内战争中的总司令，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导师，他以马克思才有的力量与才华、以《共产党宣言》以后人们再也未曾听到过的语调向全世界的工人说话。他所主张的思想以及他作为1923年—1929年反对派领导人所完成的工作，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编年史中最重要、最悲壮一章的总结和实质。他是本世纪最大一场意识形态论战中的主角，是工业化与计划经济思想的倡导者，最后，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抵制斯大林主义抬头的那些人的喉舌。哪怕他未能活过1927年，他也在身后留下了一份思想遗产。这份遗产，时间将赋予它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而新一代苏联人将根据它去摸索自己的道路。
可以说，如果没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就不会有后人所知道的托洛茨基。
使托洛茨基出名的第二段历史是他同斯大林的斗争。在列宁逝世前后，是他第一个举起反斯大林的旗子，自此以后，他同斯大林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死对头。斯大林把他的主张概括成“托洛茨基主义”，还加上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定语。这就使托洛茨基从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立足之地，把他永远革出了教门。多伊彻说得对，如果托洛茨基像列宁那样，在1920年代初去世，那么他在苏联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疑是一个革命的领袖，赢得国内战争的英雄，使世界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红军统帅。但是他那时没有战死，没有病逝，这就注定他要扮演一个重要的悲剧角色——以少数人去反对羽毛丰满的斯大林以及他的党机关，最后被他自己为之奋斗的政权流放到当时的不毛之地阿拉木图,尔后又被驱逐出境，成为有国难回、有家难归的流亡者。他的一系列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及其体制的著作，是最早出现的分析和剖析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著作，其达到的深度是同时代作家所难以企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