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位于四川、贵州、重庆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
明代在与各民族的关系上，曾胜极一时。明成祖时，北破元裔，南并安南，又招致南洋诸国。然而宣中以后，日就陵替，边疆多事，特别是与西南诸土司的战争更是持久不断。
土司之由来源于元代。元代对于西南苗裔部落之内附者，皆受其长为宣慰司、宣抚司等官，土司之名由此而来。明代继承元代之制，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在云南设立布政使司，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在贵州设立布政使司。在布政使之下，根据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点，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措施，在落后地区保留了元朝的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作土官进行统治。
播州介于川、贵、湖之间，远于王化，山川深阻，地势险要，方圆二千里，为西南夷中之最大者，民悍而财富。
唐朝末年杨端设计打败南诏的穆星天，继而受唐朝册封播州，世袭官位，历经两宋与元朝统治后，于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首领杨铿降明，此后被视为苗疆土司，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前后历经二十九代，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2]
万历十四年（1586年），又赐杨应龙都指挥使衔。后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
正面影响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在播州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注：明清时期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推行儒学教育．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管辖．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平定播州之乱后，中央政府在当地改流设府，“命分播地为二郡，以关为界，关内属川，关外属黔，属川者曰遵义，属黔者曰平越。”这就使中央政府有效地加强了对播州地区和广大西南地区的控制善后改土归流的实施，直接将播州地区纳入中央管理体系．标志着中央对该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其次，在教育方面．中央政府对相对落后的播州地区各府、州、县开始推行儒学教育。“至万历三十六年，知府孙敏政举行乡约。谕民遵奉高皇帝教训子孙功令。又檄五州县各于城乡村里择地建社学：考择司教，社置一人或二三人。可见。在平播战争之后，中央政府通过改流设府。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使当地经济文化都有了长足进步。
再次．在财政方面，通过编民人户，客观上增加了一定的财政收入，解放了劳动力，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编户设府后的播州地区．被纳入了中央财政管理体系。其大部分的财政收入和粮税都缴纳于贵州行省．客观上缓解了一部分财政紧张问题。在战后通过大规模地改土归流．使旧的农奴制遭到了瓦解．土司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也随即消失。
总之．播州地区改流设府之后。虽然对整个国家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但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教育、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巩固了西南边疆的稳定．促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中国国家统一。
负面影响由于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的接连进行，战争对明朝国力产生了巨大消耗，仅播州之役集四川、贵州、湖广八省的力量，耗银约二百余万两。内阁大学士王家屏说：“车骑戈甲，连数镇之师，半委山谷矣；金钱刍粟，倾数万之积，尽填沟壑矣；兵老财殚，智穷计绌......坠狡夷之牢笼，而内坐守寸步难移之困局……今时事与资力并当困绌之际，国威与士气并当挫刃之余。”万历二十七年开始平叛杨应龙，增派赋税之情况“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盈实之户，比二十年之前，十减其伍”。民生因战争凋敝，百姓的不满情绪在不断累积。战争旷日持久，赋税日益增加，使生存压力极大的百姓走向了官逼民反的道路。播州之役后，因为加税加赋不断激增，全国各地接连爆发了流民起义。
更因为连年征战导致了明王朝衰落，而给了满清的崛起机会。明王朝调集20余万大军远赴西南平定播州之乱，其中一大部分的精锐力量都来自于常年驻扎东北的军队。这些军队内调后，明朝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明廷无暇顾及东北，让东北女真族有了崛起的大好时机。努尔哈赤在东北招兵买马，不断扩充实力，进而逐步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强大的后金政权。而明军于萨尔浒之战的惨败揭开了明王朝衰落的序幕——明朝在东北完全丧失主动权，接连丧师失地，战线一直延烧到山海关附近。
前期冲突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春，播州土司杨应龙和朝廷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朝廷令文臣王继光，武将刘承嗣、郭成兵分三路，分别行军围剿。杨应龙采用“声东击西”计，以“佯令约降”为幌子，暗中“统兵据关冲杀”，结果“一路明军大败，死伤大半……而他师亦无功”。
杨应龙大败朝廷军队，令朝廷大受震撼。王继光因战败而被撤职，朝廷也转变了对杨应龙的态度，从快速平剿变为“择时进剿”。接任的官员更是主张招抚杨应龙。
面对朝廷的招抚，杨应龙也担心大兵来袭，因而积极认错，见好就收。他向朝廷立誓保证，如果自己能得到赦免，会竭尽全力为明朝保境安民，不会再为非作乱。
朝廷鉴于杨应龙认罪态度积极，秉持对西南土司一贯的宽宥之策，最后决定先免去他的土司职务，并“输四万金助采木”。杨应龙本想不负任何责任，因而对朝廷处罚结果非常不高兴，“益怙终不悛”。加上他的次子杨可栋在做朝廷人质时死去，杨应龙“亦心痛”。他不仅没有缴纳赎罪金，而且“拥兵驱千余僧，招(次子)魂而去”。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恼羞成怒的杨应龙最终公然起兵反明，正式走上了反叛的道路。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曾负责招抚杨应龙的四川按察副使王士琦被调往朝鲜征倭。朝廷将兵力重点放在朝鲜之役，对西南的军事部署不足。杨应龙因此更加肆无忌惮，不断出兵攻打周边，势力急速扩大。第二年，杨应龙再次大败明军。
征缴激战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首先发难，命都司杨国柱、指挥李廷栋率三千人马围剿杨应龙，杨应龙派杨朝栋、杨兆龙及何汉良等在飞练堡迎击。播军佯败，引诱官军至天邦国(瓮安县东)，全歼官兵。江东之被撤职，任命郭子章（泰和人）取代。
三月，神宗大怒，起用前任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军务，征浙江、福建、云南、广东等省将士，以围剿杨应龙。
六月，綦江参将房嘉宠寻衅滥杀播民三十多人，杨应龙叹曰：“如今朝廷不容我，只有舍命出綦江，拼着做。”声称为死者报仇，率兵八万，血洗綦江，全歼官兵五千，屠城。将尸体投入江中，尸体蔽江而下，江水因此变成红色。不久，杨应龙退守至三溪，并在綦江的三溪、母渡，南川的东乡坝立碑为播州界，号称“宣慰官庄”，声言“江津、合江都是播州原的属地”，进一步联合九股未开化的苗族部落以及红黑脚等部苗人，让他们利用险要地势，建立武装，作为他的辅助势力。
十月，李化龙带兵移驻重庆，调度四川、贵州、湖广的军队备战。杨应龙则大规模修缮关隘要塞，并声言要进犯四川。李化龙调兵切断杨应龙与苗人的联系通道，占据通往湖广和贵州的要道。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一月，杨应龙率兵五路攻打龙泉司。二月李化龙则率部分道征讨播州。贵州兵马分三路；湖广兵马为一路分作两翼；四川军卒分四路。每路人马约3万，其中三成官兵，七成当地民军，共计24万人，大军进剿。明军一路势如破竹，其中又以刘綎部最善战，三月二十九日破娄山关（今贵州遵义县北九十里），娄山关既失，播州无险可守。四月十六日杨应龙退守海龙屯（贵州遵义西北）。
最后攻屯五月十八日，明军会师於海龙屯下，轮番进攻，杨应龙则令士兵以滚木、礌石阻挡。杨应龙的第一勇将杨珠为炮击死。
六月，杨应龙见形势危急，亲自上海龙屯督战死守，并让妇女在屯上出示投降表文，示意投降。明军认为是诈降之计，更加猛烈地进攻，烧毁两关，断绝了播军的柴樵和水源。八路官军会师海龙囤下，将海龙囤严密包围，轮番攻打。其间李化龙父亲去世，其穿戴丧服继续指挥作战。海龙囤前面险要，不能攻破，他命令马孔英率精锐部队从后山攻打。当时阴雨绵绵，持续不晴，将士整日在泥淖中奔波苦战，双方相持达四十余日。
六月初四日，天空忽然晴朗，官兵加速攻打海龙屯，次日，陈琳身先士卒，攻克土城。杨应龙招募敢死队上前抵抗，没有应募者。这夜的四更时刻，总兵官陈琳、吴广率领士兵衔技攀登而上，杀死守关的播军。杨应龙手提战刀，亲自巡视防务，发现四面火光冲天，知道大势已去，对其妻子说:“我顾不得你们了。”
六月初六日清晨，明朝官军攻破大城，登上海龙屯。杨应龙仓惶同二名爱妾阖室上吊自杀，准备自焚尸身，吴广俘获其子杨朝栋及杨北龙等百余人，赶紧寻找杨应龙的尸体，从火中将其拖出，播州军彻底告败。
播州之役从明王朝出兵到杨应龙兵败，一百四十多天，李化龙指挥八路兵马共斩播军首级二万多人。六月二十八日，平播告捷上报朝廷。十二月二十日，明神宗亲自登上午门，举行播州战俘受俘仪式，将杨应龙尸体剁碎，将杨朝栋、杨北龙肢解于集市。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正月，平播诏令天下。四月二十九日，将播州地方拆解为二，分别设立遵义府，归属四川管辖平越府归属贵州管辖。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三月，播军残余势力吴洪、卢文秀等发动叛乱，总兵官李应祥等率兵讨伐，将其平息。
播州杨氏统治，经历唐至明五个朝代，杨家二十九世承袭，共725年，却因杨应龙被挑衅起祸而反叛朝廷以死亡告终。
播州之役
海龙屯土司遗址始建于南宋宝佑五年（1257年），毁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平播之役，该遗址位于今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距遵义市主城区20公里，是宋、元、明时期西南播州杨氏土司文化的重要遗存，遗址区面积含遗产区和缓冲区共12.9平方公里。海龙屯位于贵州省遵义市老城西北约28公里的龙岩山巅，又称海龙囤、龙岩屯、龙岩囤，距今已有800余年，虽大部分建筑毁于1600年的“播州战役”，但遗存较多。海龙屯是杨氏政权700年统治的后期驻地。
海龙屯于1982年公布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7月4日在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8项世界文化遗产。
关于播州之役，历来评价甚高。此役之胜，大大树立了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威风，为200余年所未得志西南夷之盛世，足以泣鬼神而舒宵旰，也震慑了其它百夷君长，巩固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加强了明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管辖，为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做出了积极贡献。[4]
播州之役的爆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杨应龙个人的性格，如狂妄自负、富有野心，多疑猜忌、残暴嗜杀，以及不重承诺、缺乏诚信等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了这场战争的结果。[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