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靖政策，一种对侵略不加抵制，姑息纵容，退让屈服，以牺牲别国为代价，同侵略者勾结和妥协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政策被西方国家积极推行。
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之初，美英对日本侵华不加反对，一般认为，美英是在指望日本北上进攻苏联。1932年美国虽然宣布“不承认主义”，反对日本破坏门户开放政策和《九国公约》，但同时，美国又把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销日本。美国这种既指责又纵容的两面政策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英国则一再偏袒日本，如，英法操纵国际联盟，拒绝对日经济制裁。1937年7月，英日更是直接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这一协定可说是慕尼黑阴谋在远东的前奏曲。
绥靖政策在欧洲的推行，以英法对德绥靖为主要内容，英国为主导。
1935年3月，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公然扩军备战。英法对此不仅不加制裁，反而英国与德国缔结《英德海军协定》，变相支持德国的毁约行为。
1935年1月，法国同意大利签定“罗马协定”，怂恿意大利于10月挑起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英法操纵国联虽然不得不宣布对意经济制裁，但拒绝实施两项重要措施，即禁运石油和封锁苏伊士运河。1936年5月，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
1935年8月通过的美国中立法，在1939年11月作了修改之后是绥靖政策的变种。有人认为，它的目的在于隔岸观火，从中渔利。
1936年3月，由于英法按兵不动，德国不发一枪一弹，占领莱茵非武装区。8月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英法则推行不干涉政策，客观上是纵容德意等干涉者，结果，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德国借西班牙战场完成了军事实验。
1938年3月，英法听任德国吞并奥地利。
此时，考虑到苏、法、捷三国彼此签订了互助条约，加上英法之间也有互助义务，斯大林曾建议，建立一个英、法、苏、捷反对纳粹德国的联合阵线，并制定一项对付德国的联合军事计划。可是，英法不仅对此不热心，反而于1938年10月，伙同德意把慕尼黑协定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让德国占领了苏台德地区，史称慕尼黑阴谋。慕尼黑阴谋是绥靖政策最极端的表现。
绥靖政策的经济因素：一战后世界经济大萧条经济是一个国家的生命，经济决定政治;衰败的经济无疑是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历史动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即使是战胜国的英国，直接损失达120亿英镑，同时造成大量劳动力的丧失。1921年起，英国的失业人数以每年120万人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国工业生产仅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9%，金融霸主地位岌岌可危;1932年，英国工业生产指数比1929年下降了23%，其中生铁、钢的生产减少了一半，造船业减少88%，机器制造减产1/3，外贸额缩减了一半以上，失业者达工人总数的22%，显而易见，英国经济已是衰败不堪，日落西山。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境，英国政府不得不从迫切的内政问题出发，致力于经济恢复工作。然而，这却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对军备力量的巩固。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个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派出远征军’”。“十年无大战”的规定，还加上一天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还在生效。因为统治当局坚持认为“财政和经济危险是国家必须对待的最严重，最急迫的危险，其它必须让位，必须等待” ;他们甚至觉得凭英国现有的军备力量，尤其是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足以应付任何规模的战争。因此，军事上一直满足于“1918年的技术”，军费开支降到“严重的无法履行英国防卫义务的状况”。、
可想而知，严重的经济困境对军事实力的打击是无以复加的。英国所采取的重经济、轻军事的变相调配，不仅没有使经济困境从“节约”中得到改变，甚至还引起了国内政局的动荡，国内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罢工浪潮汹涌澎湃。同时，它还造成了内阁的频繁交替。在张伯伦上台前的不到15年时间内，出现了一连串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的奇怪现象、，这就很难指望政府在法西斯面前实行一种连续和坚定的政策。相反，他们拒绝以任何方式认真考虑战争问题。英国公党领袖艾德礼曾宣称“我们决不同意把使用武力作为执行政策的手段。” 、这无疑对以后希特勒德国的武力威胁只能“息事宁人”、“妥协退让”，进而为绥靖埋下了祸根。
绥靖政策产生的内在因素：战后兴起的反战风潮如果探究一战给人类带来的最深切的启迪，不妨说是对“反战求和”的热切渴望。英国在一战中直接参战600万人，伤亡244万，战争双方开支达1800亿美元，无数城镇化为废墟，各国财政一片萧条。“可怕的战争大屠杀几乎影响到全国所有家庭”，它对英国人传统的心安理得、高枕无忧的社会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战争表示出十分的反感和厌倦，并进而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表示恐惧，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
据悉，战后英国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的“不再战运动联合会”和最大的“和平誓约协会”等和平主义组织，和平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宣称“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诉诸武力都违背人类精神上的和谐与理智”，呼吁“拒绝支持或效力于任何付诸武力的政府所从事的战争。” 甚至宣称“放弃侵略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放弃防卫。” 。
1936年，英国和平主义组织进行了民意测验，90%的人拒绝参战，反战求和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和平主义者鼓吹和议、呼吁太平的同时，却消极地宣扬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诅咒战争，诋毁军备，不仅模糊了人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而且使人们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解除了人们对战争的警觉。一味反战的社会情绪，很大程度上为政府参战制造了舆论压力，制约了政府的决策。
面对“社会太平”的反战求和思潮，英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对外策略的调整。他们认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对于慕尼黑悲剧，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相信“让德国恢复国土就可以保持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平稳定的关系，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p.304)并且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这不仅反映了英国民众狭隘朴素的“避战求和”心理，也掩盖了张伯伦害怕战争的心态，迎合绥靖需求。可以说，“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正是英国统治阶级推行绥靖主义的温床，更是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幌子。
绥靖政策的历史发展：随着法国沦陷而最终破产一战后
各国人民革命的兴起及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惧和仇视。它们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既想削弱和击败竞争对手，又要反对社会主义，镇压人民革命。绥靖政策正是适应这一需要出现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其内容，形式和手法有所不同。但核心都是对他国对外扩张的姑息。
二战前
这一政策最积极的推行者是英国、法国、美国等国。20世纪30年代前，绥靖政策主要表现为扶植战败的德国、支持日本充当防范苏联的屏障和镇压人民革命的打手。这从凡尔赛体系、华盛顿体系中可以窥见端倪。在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洛迦诺公约中则更具体化了。
30年代
特别是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后(见远东战争策源地、集体安全政策)，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严重挑战，以英国首相A.N.张伯伦为代表的英、法、美等国的绥靖主义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求得一时苟安，不惜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谋求同侵略者妥协，妄图将祸水引向苏联，坐收渔利。1931年 “九一八事变”，容忍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5年3月容忍A.希特勒重整军备。1935年8月美国通过中立法。1935年10月容忍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3月放任希特勒武装进占莱茵区。1936年8月对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采取“不干涉”政策。1937年7月纵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后又策划太平洋国际会议，阴谋出卖中国，同日本妥协。1938年3月默许希特勒兼并奥地利。这些都是绥靖政策的例证。最典型的体现则是1938年9月的慕尼黑会议和《慕尼黑协定》。英、法及幕后它们支持的美国，妄图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在欧洲实现“普遍绥靖”，求得“一代人的和平”，实质上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
二战时
1939年9月1日，德军突袭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对德宣战后，并未在西线对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导致华沙于9月底沦陷。这实际上是英法绥靖政策的延续。
攻占波兰后，希特勒随即将重心转到西线，打击德国宿敌法国。德国的西线进攻标志英法绥靖政策的破产。
二战后
绥靖政策表现为美国对前苏联的妥协(又称远东慕尼黑阴谋)。为争取苏联同一道参加对日作战，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中同意苏联的要求，表示中国外蒙古部分(现蒙古共和国)的现状应予维持;对1904年由于日本背信攻击所受侵害的帝俄(日俄战争)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如下：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苏俄，维护苏俄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同时恢复旅顺港口俄国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俄的优先利益，千岛群岛让与苏俄。这样，通过一系列牺牲他国——尤其是中国——利益的手段，美国达到了暂时拉拢苏联、避免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的目的。但是不久，由于北约、华约之间矛盾加剧，绥靖政策正式破产。
历史证明，绥靖政策是一种纵容战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它无法满足法西斯国家的侵略野心，却鼓励了侵略者冒险，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40年德国入侵英法，绥靖政策一度破产。
绥靖政策的历史启示：过分退让换不来成功外交历史证明，“绥靖政策”不仅没有避免二战的爆发，反而助长了法西斯侵略气焰，使英国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灾难。时至今日，“绥靖政策”对当今国际政治外交尤其是我国仍有深刻启示。
综合国力
一个国家强大的综合国力是立足于世界不败之林的保障，经济和军事则是衡量其国力的主要指标。且看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经济前提，可谓“衰败不堪”，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只得息事宁人，甚至为了经济的发展，进行变相的军经调配，幻想用无原则的和平换取经济的发展，导致军力下滑，国力不济。由此可见，没有巩固的经济和强有力的军事，国将不国。
当今世界，经济变革日新月异。任何国家要想赢取财富，充实国力，必须迎刃而上，积极推进经济发展。然而，“富国”决不能忘记“强兵”，“避战”未必能换来“和平”。不思战，不备战，只能醉身于战争的温床。纵使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没有巩固的军力和有效的经济为和平撑腰，“和平”将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富国强兵，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现今，台海危机愈演愈烈。一次次针锋相对的军事演习，来自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无数次阻挠，要是没有我们强大的军力和经济作保障，“台湾独立”的阴谋早已得逞。我们“绝不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一方面，不屈从于美国的武力威胁，进一步加强军事训练与军备改革;另一方面，不搞军备竞赛，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综合国力的增长!
军事学家克莱因曾说过：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相对而言，我们的“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分占世界第三和第一位，经济和军事能力也处于相对先进水平。这是一个乘数相当不错的“国力硬件”，但是“国力软件”即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却相对低落。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政府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抗议”，只会“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大有李鸿章“不可衅自我开”之态。南联盟使馆被炸后的不知所措和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躲躲闪闪，充分暴露了其中庸和软弱。对于台湾当局咄咄逼人的态势，除了“严正申明”，就是“呼吁对话”，以致让台湾有恃无恐，变本加厉。这正是英国“绥靖政策”的翻版。
对此，我们在富国强兵之际，更应注重上层建筑的塑造，形成鲜明的国家意志，反对迂回退让的偏安绥靖政策，从“软件”上更新，提高综合国力。
政治稳定
政治是一个国家性质的体现;友好与霸道则是政治的双重性格。政治霸道，必将掀起世界恶浪。只有实行友好政治，才能维护国际稳定!
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开明的君主国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昔日霸主，霸权政治根深蒂固。它无视弱小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一手提拔德国，支持德国整军、毁约，用以抗法反苏，甚至威胁法国“若采取军事行动，就会使自己同英国同盟分裂”[8](p.124)，助长了法西斯气焰，终究引火烧身。一定程度上说，英国推行“绥靖政策”是其霸权政治的体现和维护其霸主权益的需要。
霸权政治是超级强国的本能表现。他们恃强凌弱，无视主权，动辄以武力相威胁，是世界不稳定因素之一。当今世界，美国到处以“民主、人权”为幌子，干涉他国内政，导致巴以问题、台湾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它放任以色列、台湾当局，又制造一系列冲突，造成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这是美国霸权政治下绥靖政策的产物，终将自食其果。
中国历来注重国际友好相处，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这是对霸权政治的有效限制。发展至今，中国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切不可唯霸权国家马首是瞻，应坚持正义，威武不屈，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不因美国的干涉而放弃统一;当然，也不可“沽名学霸王”，忽视弱小国家利益。共同推进友好政治，才能协调国际关系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历史证明，“绥靖政策”不仅没有避免二战的爆发，反而助长了法西斯侵略气焰，使英国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灾难。时至今日，“绥靖政策”对当今国际政治外交尤其是我国仍有深刻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