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李典传》：“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另，《三国志-先主传第二》：“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朔，故而用春秋笔法说刘备进军叶为“侵”，而点明“刘表使刘备”证明了刘备受刘表驱使节度。
从199年到208年间，曹刘之间的直接战事只有这一次，而发生地点在宛以北相距200多里近300里的叶（即今叶县），刘备诱敌深入，退到博望（今南阳方城县境内，距宛城仅60里左右）设伏，如果宛城不在刘备手中，刘军岂不是腹背受敌？由此也可看出，无论战前战后，宛城都在刘备的控制之下。
这一仗刘备大胜，曹操很不服气，到了第二年即203年秋，曹操为报复“博望之役”，一度打算进攻刘表。“建安八年，八月，公征刘表，军西平”（《三国志-武帝纪第一》。西平距许昌120里，距宛城300多里，在叶以东偏北方向100里上下，是豫州和南阳郡交界处，说明当时的南阳郡已全部被刘表控制了，曹军只能于西平一线集结。这一仗没打成，在辛毗和荀攸的劝说下，曹操权衡利弊，认为先打河北袁绍更重要，而且北方还有乌丸之患，用曹操自己的话说：“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三国志-武帝纪第一》注引《魏书》）。曹操打南阳的计划往后放了，南阳自然仍在刘表手中，曹军的位置离宛城还远着呢！
我的证明是靠史料说话，反观某些专家们，他们是只说结论，不讲证据。例如，在所谓的《躬耕地问题的“权威”结论》中何兹全说：“刘备三顾草庐时,曹操占据南阳已经七年,刘备也不可能到曹操占领的南阳去三请诸葛亮。”他并未拿出任何论据支撑。
迄今为止，没见有人举出一条199年以后曹操及其属下占领或者治理宛的任何史料。谁不服，谁就拿出来，学术讨论，在证据和事实面前人人平等。
既然宛是刘备的防区，他率众赴宛是轻骑熟路，很正常，很平常。
二、刘表家族当时的复杂内斗和秦汉时期的典章制度，决定了刘备不可能轻进襄阳
刘表于初平元年（190年）领荆州牧，将治所移至襄阳（从190年到208年襄阳同时是荆州和南郡的治所共19年）。刘表这人，陈寿对其的评价是“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对刘备，“表厚待之，然不能用”（《三国志-董二袁刘传第二》），原因是“惮其为人”《三国志-先主传第二》。凡此种种，刘备当然心知肚明，加之刘表晚年重病緾身，儿子们为争夺接班权内争外斗，情势复杂，刘备躲还来不及，不是召见，他是不可能贸然去襄阳一带的。就是应召赴请，他也戒心重重，襄阳至今流传的“马跃檀溪”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可作旁证。这还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问题是，按照秦汉时期著名军法“擅兴法”规定：率兵将领未经皇帝或上级主将的命令擅自发兵，或是将领擅自出界、离部，都要受到军法的严厉制裁。这种例子很多，《汉书.功臣表》载：“侯李寿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桥……诛。”李寿乃京师宿卫军官，未经允许擅自离开长安城送客，依军法被处以死刑。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他岂能亲率关张二将及众多随扈三次绕过襄阳向西南20多里跑到隆中去延请诸葛先生，就算不是找死，那也是找不痛快！
结论还是那句话：“三顾”之行只可北上南阳而岂能南下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