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时，字纯道，又字宏道，号可斋。庐陵安福(今江西吉安市安福县)人。明朝名臣、内阁首辅。彭时历仕英宗、代宗、宪宗三朝，为天顺、成化年间正直阁臣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一生勤奋、忠于职守，辅政近三十年，持正不阿，与商辂齐名。《明史》评价道：“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商，后称刘、谢。”
彭时生于明成祖永乐十四年六月十六日(1416年7月10日)，他自幼稳重嗜学，聪慧过人。等到年纪稍长后，随从叔伯研习《春秋》，学习举子的课业。他博览群书，通晓经义。擅长做文章，下笔连续不断，文辞使人惊异。
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彭时乡试中举。至正统十年(1445年)，又考中举人，并进入国子学学习。他潜心学术，颇有时誉，时任国子祭酒李时勉对他寄予厚望。
正统十三年(1448年)，彭时参加会试，名列第三;廷试时，被英宗钦点为状元。彭时状元及第后，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
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在“土木之变”被俘，留守北京的郕王朱祁钰(即明代宗)在于谦等人支持下监国，令彭时与商辂入阁参预机务。过后，他得知继母去世，于是极力推辞，代宗强迫其受命。彭时入仕一年多，就得以参预大政，实属罕见。不久，彭时升任翰林院侍读，并赐金带及五品官服。
景泰侍读
景泰元年(1450年)，因瓦剌被击退，战事稍有平息，彭时获准回家守孝。但他因此也忤逆了代宗。守孝期满后，代宗命他到翰林院供事，不再参与内阁事务。
景泰八年(1457年)，大将石亨联合大臣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发动“夺门之变”，拥戴被囚禁在南宫的太上皇英宗复位。当时有人曾邀请彭时一同参与迎驾，彭时予以拒绝。
同心辅佐
天顺元年(1457年)，阁臣徐有贞、岳正及许彬相继被罢免。英宗在文华殿召见彭时，说：“你不是朕所点的状元吗?”彭时叩头。第二天英宗仍命他入阁，兼翰林学士。《明史》称：“阁臣自三杨后，进退礼甚轻。为帝所亲擢者，唯(彭)时与(岳)正二人。”英宗当时正信任李贤，多次单独召见他谈话。李贤推重彭时，退下后一定向他咨询。彭时常常引据大义，与他争论是否可行，有时甚至动了真气。李贤刚开始时有点不高兴，时间长了也就服他诚恳正直，说：“彭公，是真君子啊!”彭时与同僚李贤、吕原关系融洽，三人共处内阁，同心辅佐朝政。
慈寿太后获加尊号时，朝廷下诏布告天下。彭时想趁机请英宗推恩天下，李贤说一年之内不宜两次大赦。彭时说：“不是要大赦，应该行优待老人的制度。朝臣的父母，七十岁以上的应给与诰敕，百姓八十岁以上的给冠带。这才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李贤很赞赏他的建言，立即上奏实行。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英宗病危，口述遗诏，包括确定后宫嫔妃的名份、不用嫔御殉葬等四件事，交给阁臣润色。彭时读完后，涕泪流下，抑制不住悲怆之情。宦官回来复命后，英宗也为之流涕。
侃侃守义
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明宪宗即位，彭时拟好两宫太后的尊号上呈。宦官夏时逢迎宪宗的生母周贵妃的旨意，说英宗原配钱皇后久病，不当称太后，而贵妃是宪宗生母，应该独上尊号。彭时拱手向天说：“太祖(明太祖)、太宗(明成祖)神灵在上，谁敢有二心?钱皇后无子，臣能谋到什么利益而为她争?臣所以不忍沉默，不过是想保全皇上圣德而已。如果皇上推及大孝之心，就应将两宫并尊为太后。”李贤也极力陈述，才定下此事。待到献上宝册时，彭时说：“两宫同称太后就没有分别，钱太后宜加两个字，以便称呼。”于是尊钱氏为慈懿皇太后，周贵妃为皇太后。过了几天，宦官覃包到内阁说：“皇上的意思本也是这样，但迫于太后，不敢做主，如果不是二公力争，几乎误了大事。”之前，阁臣陈文沉默不语，听了覃包的话后，颇感惭愧。礼成之后，彭时升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并负责经筵事务。
同年，宪宗命会昌侯孙继宗为监修官，彭时与李贤、陈文担任总裁官，开始编修《明英宗实录》。
善成君德
成化四年(1468年)四月，内阁首辅陈文去世，彭时接任首辅。同年六月，钱太后去世，周太后不愿钱太后与英宗合葬。宪宗命太监夏时与怀恩召集辅臣，商议钱太后的丧葬事宜。彭时首先进言：“钱太后与先帝合葬裕陵，神主祔入太庙，这是先帝的遗愿，早已定了的事，还有什么可议的?”
次日，宪宗再召彭时等重议此事，彭时仍坚持前议。宪宗说：“朕难道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吗?朕只是担心钱太后一旦入葬，就会使母后(周太后)难与先帝合葬。”彭时回答：“皇上对两宫太后都非常孝顺，圣德广为传闻。合乎礼仪，便能成全孝义之名。”内阁重臣商辂及大学士刘定之也相继劝说宪宗。宪宗说：“连母亲的命令都不听了，还能算孝顺儿子吗?”彭时向宪宗建议：“可以将钱太后葬于先帝之左，虚右位以待周太后将来。”
宪宗仍担心违背周太后的意志，此后更发出为钱太后另择葬地的谕旨。姚夔等两百余名朝臣一起伏在文华门哭请，宪宗下令群臣止哭退去，群臣叩头拒命，声言：“不得到钱太后合葬的旨意，绝不敢退下。”自巳时(上午九点至十一点)跪至申时(下午三点至五点)。宪宗与周太后无可奈何，这才听从了彭时等人的建议。
尽忠献纳
成化四年(1468年)六月，西北土官满四率众起事，自署“招贤王”，数月即聚众数万，关中震动。七月，都御史项忠奉命讨伐满四。项忠初战不利，朝廷建议命抚宁侯朱永率京军前往。朱永故意为难，提出许多要求。彭时讨厌他胃口张得太大，并推测军队可不用出发，便令整装以待。正好项忠飞报朝廷，说已把贼人围在石城。宪宗派宦官怀恩、黄赐与兵部尚书白圭、程信等人到内阁讨论。彭时说：“贼人四出攻掠，锋芒诚然不可阻挡。现在他们入石城自保，我军包围得很坚固，他们不过是困兽，很容易擒获。”程信说：“怎么知道项忠不会退兵?”彭时说：“他已部署妥当，为什么自退?如果现在出兵，估计什么时候到?”程信说：“来年春天。”彭时说：“这样的话，更加缓慢了，不顶事。事情的成败，就在十二月决定了。”程信恼怒，恐吓道：“项忠如果失败了，一定要杀一两个人，然后出兵。”众人都很担心，问彭时有什么见解。彭时说：“看项忠奏疏中曲折，知道他很能干。如果他听说另派禁军去，则可能会退避不敢负责，这样贼人就难说了。”当时只有商辂赞同他的话。到同年冬，叛乱果然被讨平，众人这才信服。旋即改任为吏部尚书。
成化五年(1469年)，彭时因患病请假。过了三个月，宪宗催他到内阁办事，免予朝参。畿辅地区以及山东、河南干旱，彭时请免除夏税和盐钞，以及太仆寺索赔损失的官马;京师米贵，请发出仓库储米五十万石来平卖。宪宗都听从了。彭时以旧臣受到倚重，遇有事情他都极力争执，毫不回避。而那时候宪宗怠于政事，大臣很少得到召见。万安同在内阁，交结显贵的宦官和外戚，使君臣上下隔绝，彭时颇为担扰。
成化七年(1471年)，彭时再次发病，又请求致仕。宪宗安慰挽留，彭时无法离去。同年冬，彗星再次出现，彭时因而上书论关于为政之本的七件事：
一，不要惑于佛事，浪费金钱;二，传圣旨专门委任司礼监，不要再任别的人，以防作弊;三，召见大臣议论政事;四，对近幸之人赐给太多，工匠冒官太滥，而犯重罪判死刑和流放的人，又不尽合法，应戒除滥加刑赏;五，虚心接受劝谏，不要厌恶恳切的直言;六，告诫廷臣不要模棱两可，凡是政令失当，应该直言论奏;七，清理牧马草地，减少权势要人的庄田。
积病长终
彭时常常因为有灾变而上书，他的奏疏有的留中不发，有的发下有关部门，又多被阻隔，彭时因此郁郁不得志。自从成化五年(1469年)以后，他共休假七次，宪宗总是命御医去给他看病，还多次派宦官赏赐给他财物。
成化十一年(1475年)正月，彭时因任满进升为少保。同年三月二十二日(4月27日)，彭时病逝，终年六十岁(《今献备遗》作七十)。
彭时临终时，对前来问候的从弟说：“生死是常理，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只是冒居高位，上不能报国，下不能终养老父，这是我愧疚的。”最终没有一句话提及家事。宪宗闻讯后，非常哀伤惋惜，为他辍朝一日，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宪”。另赐钞一万贯，命有关部门予以安葬，任命其子彭颐为尚宝司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