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传

时间:2023-09-07 22:44:29编辑:奇闻君

高郢是白居易的座师,是帮助他进入仕途的第一位中央高级干部。

高郢(740-811年),字公楚,渤海蓚县(今河北景县)人,“唐朝大臣”(能够取得此最简单四字历史评价的人也不多),累迁刑部郎中,改中书舍人,后以礼部侍郎知贡举,拜太常卿,贞元十九年,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顺宗即位,转刑部尚书,出镇华州,唐宪宗元和元年冬,复拜太常卿,除御史大夫,以尚书右仆射致仕,六年七月卒,年七十二,赠太子太保,谥号为贞。

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在宣州完成乡试,“为宣歙观察使崔衍所贡”(《白居易年谱》),赴长安应进士试。贞元十六年(注:《唐史》写为贞元十四年,根据其他多种记载,或为十六年),800年,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九岁的白居易参加中央进士考试,以《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策五道》等答卷,取得第四名,及第,“十七人中最少年”(慈恩塔下题名处)。高郢,就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主试”)。对此,《唐史.白居易传》是这么写的:

贞元十四年(注:或为十六年),始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

“性相近,习相远”这句话被今天的人熟悉是因为《三字经》的普及。《三字经》的来历虽众说纷纭,但大多数后代学者倾向的观点意见是:“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即作者为王应麟(1223—1296),南宋官员、经史学者,字伯厚。而这句话最早应该出自《论语·阳货》: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高郢同志出这道题目,跟今天许多高考论述题、公务员考试申论作文题类似,那就是:以最常见的名句或哲理为题,让考生思辨、发挥、说明。须知,最“浅显”才最有意义,最浅显才更易于考察能力。一个人,如果不孝顺父母,家庭关系搞不好,其人格的卑污与硬伤必然使他要么固步自封,要么为害一方;一个厨师,如果连青椒土豆丝都做不好,其厨艺基本功必然是浮躁的,难堪大用。

白居易同学的这篇应试作文,今天我把全文翻来一看,仍然令人眼前一亮,据说当年,这篇文章也是因为开头而吸睛:

“噫!下自人,上达君。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习则生常,将俾夫善恶区别;慎之在始,必辨乎是非纠纷。”

应该说,这篇作文的开头是很新颖别致的,今天如果把这句话作为申论题目,估计大多数会按照公考培训班的八股套路去写,也就是按“性相近,习相远”的思路去发挥,这也没错,毕竟这是孔夫子的原话,但是,俗!俗不可耐!白居易同学就很有想法,他既秉承了“性相近,习相远”的大义,但巧妙地对这句话进行了更具体、更精微、更创新的诠释,也就是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并在后面举全文之力予以围绕阐述。“性由习分”,这句话写的多好。也就是说,他没有照搬经书的原话并去照葫芦画瓢的写作文,没有就“性相近习相远”去写“性相近习相远”,而是从更加具体、更加具有实践意义、更加有利于驯化民众治国理政的高度去阐述,如果再重复一遍,即:德以慎立,性由习分。

高郢是一位刚正无私、有底线、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朝廷大臣,卓越的无产阶级战士。《旧唐书.高郢传》记载:

“凡九岁,拜礼部侍郎。时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每岁冬,州府荐送后,唯追奉宴集,罕肄其业。郢性刚正,尤嫉其风,既领职,拒绝请托,虽同列通熟,无敢言者。志在经艺,专考程试。凡掌贡部三岁,进幽独,抑浮华,朋滥之风,翕然一变。”

从这篇记载,很能了解当时的社会仕宦风气,可见,当时的选拔考试,“多务朋游,驰逐声名”,就是说考生为了成功通过竞争激烈的中央级干部公选考试,必须动用各种社会关系,交往、请托、举荐,但是“郢性刚正,尤嫉其风”,他的做法极其简单,没有什么花花绕子或者一大堆理论废话,那就是:“既领职,拒绝请托”!

正因为高郢主持考试的刚正无私,才发现、成就了白居易这个无权无势无关系无背景的白衣少年,高郢也因为个人的修养名望,最后“乃授尚书右仆射致仕”,即达到宰相高位。高郢为人不仅狷介不屈,而且很谦逊,他担任高官时已是年岁不小,于是反复向朝廷请求致仕(退休),巧合的是,几次来文均由担任皇帝机要秘书的白居易撰稿回复,其中《答高郢请致仕第二表》:

“卿有忠贞之节,立於险中;有清重之名,镇於朝右。而能始终有道,进退有常,援礼引年,遗荣致政。人鲜知之,卿独能行,不惟振起古风,亦足激扬时俗。於卿则确然难夺,在朕则情岂易忘,诚鉴乃怀,未允来表。”

这篇应用文刊载在《全唐文》第七部卷六百六十五之白居易(十),也收录于《白居易全集》,可见系确凿无疑由白居易拟稿成文。这篇珍贵的文章写于什么时间?不妨考证一下。根据《旧唐书.高郢传》记载:“元和元年冬,复拜太常卿,寻除御史大夫。数月,转兵部尚书。逾月,再表乞骸,不许”,因此,这篇文章应该成于元和二年,807年,这年秋,白居易从盩厔县尉调充进士考官,十一月招入翰林院,正式担任翰林学士,成为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唐中期,尤其唐德宗后,翰林学士日渐成为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官,经常值宿禁中,承命撰草任免将外、册立太子、宣布征伐或大赦等重要文告,有“内相”之称,在翰林学士职务基础上加“知制诰”衔者即等于暂代中书舍人,因之,充翰林学士者经中书舍人,往往即能升任宰相。

白居易通过皇帝的最高指示拒绝了高郢的退休请求,而且通过皇帝的金口玉言对高郢大大夸赞一番,今天的我们不清楚白居易在这件事上起到何种作用,但白居易通过皇帝,并且用的是“在朕则情岂易忘”这样的高层级词句,以此表达对高郢的感恩情谊,应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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