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宜修于公元1590年出生在与分湖叶氏齐名的文苑世家松陵沈氏。沈氏从元末起始居于松陵 ，在沈氏家族史上，令沈氏声名卓著的当属沈宜修的从伯父沈璟(明代戏曲理论家、作家)，除沈璟外，沈氏家族成员尚有沈自晋(沈璟侄)，著有《望湖亭》等传奇作品;沈自征(沈宜修胞弟)所作杂剧《渔阳三弄》(含《鞭歌妓》、《簪花髻》、《灞亭秋》)，被时人评为明代以来“北曲第一”;以及沈自昌(著《紫牡丹记》)、沈永令(著《桃花寨》)、沈自南(著《艺林汇考》)、沈宠绥(著《度曲须知》)等十数人，因而，也有人用“吴江派”指称沈氏家族的。沈宜修就成长于这样一个“一门风雅，人才济济”的大家族中。
据沈自征所撰《鹂吹集序》云：沈宜修“夙具至性，四五龄即过目成诵，(八岁)即能秉壶政，以礼肃下，闺门穆然”。“不肖弟幼顽劣，争枣栗，辄鸟兽触姊，姊弗恚，以好言解之”，“先大人相顾，诧为不凡”，从而令父母颇为钟爱。由于家庭因素，除了父母偶尔教读外，沈宜修没有上过学。好在沈氏这样的文苑世家，家中的女性长辈也多通文墨，有诗文等作品流传的女性，见诸族谱或其他书籍的有十几人，幼无师承的沈宜修，勤奋好学，向家中的女性长辈问字求学，自己勤加钻研，常能“得一知十，遍诵书史”，打下了学问的基础。稍长一些，则手不释卷，但是每每想到母亲早亡，于读书写字之余，家务劳作之间，常暗自悲伤。这从其出嫁前的诗作无从得见，但从父亲过世时所写的悼亡诗《先严君弃捐之后音容如昔燧火已周怆焉欲绝赋言志痛》一诗也可得证，诗中有：“哭兮不复闻，回肠空自裂”之句，那种少年丧母，后又丧父之痛，读之让人肝肠寸裂。
沈宜修万历三十三年(1605)嫁与叶绍袁为妻，时年十六，此时宛君已经“颀然而长，鬓泽可鉴”，归时“鹿车布裳，毫无怨色”。这桩婚姻可以说是天作之合，既符合当时讲究的门当户对、男才女貌之类的外在条件，又为两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打开了一扇志趣相投的爱情之门。无怪乎时人叹道：琼枝玉树，交相映带。那一年，叶绍袁十七岁，鹊起时髦，珠莹玉秀，克称王谢风仪。沈宜修兰心蕙质，工于吟咏;他们之间应该有过不少花前月下的诗赋酬和。好读书的沈宜修，但凡有空闲的时候，喜欢博览群书，经史词赋，过目即终身不忘。又喜作诗填词，其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构思新颖颇具少女气，见者无不赞为有谢道韫之风。然而这样美慧多才的媳妇，婆婆却担心其作诗会影响叶绍袁的读书，因为诗作成后难免夫妻共赏，甚至唱酬互答，使叶绍袁分心，因此不喜欢也不希望沈宜修作诗，让沈宜修放弃作诗，一心操持好家务。沈宜修虽然对婆婆的要求不满，但她毕竟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女子，不肯违背婆婆的意志，造成家庭不和，进而影响了丈夫叶绍袁的读书，只得违心地暂时放弃了诗歌创作。沈宜修是一个爱清静整洁的女子，在叶绍袁《亡室沈安人传》中说：“……性好洁，床屏几幌，不得留纤埃。”初婚时的一床翠绡床帓，垂挂三十年“寒暑不易，色旧而洁整如新。”沈宜修善于持家的品性在叶家家道中落之时更是凸现出来。婚后数年，叶绍袁为了科举考试，读书学馆，当时叶绍袁与堂弟叶绍颙住在一起读书，发愤努力。为了应对科举考试，需要作策论之类文章，叶绍袁每每成文，都拿回家请沈宜修批评指正，沈宜修则常能指谬归正，其见解让叶绍袁心服。为了帮助叶绍袁，沈宜修还常帮叶绍袁抄写其为应试所作的策论之类文章，其一手漂亮的书法(尤其小楷)，见者无不赞为有卫夫人(古时著名女书法家)之风。然而文名著于江南的叶绍袁在科举考试中却“累屈秋闱，偃蹇诸生间，家殊瓠落”，沈宜修对考场失意的丈夫总是加以鼓励，“从牛衣中互相勉励”让丈夫对自己的才学充满信心，“未尝做妾面羞郎之词也”。在这种情况下，沈宜修一方面“上事下育，勉力拮据”，“不以动冯太夫人心”，一方面变卖自己的陪嫁首饰补贴家用，以至“箧无余饰剩襦”。事母至孝，胞弟沈自征语：“矜严事之，每下气吞声柔声犹恐逆姑心。迨夫儿女林立，姑少有不怿，姊长跪请罪，如此终身”。然而沈 “米盐浆酒之暇，不废吟咏”。在丈夫又一次赴试时，沈宜修赋诗《甲子仲韶秋试金陵》送之，其中有“而今莫再辜秋色，休使还教妾面羞”句，风趣而又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希望。叶绍袁于明天启五年(1625)金榜题名，取为进士，“迨仲韶登南宫，受鸾诰称命妇”，亦能“处之淡然，略不色喜”。叶从此走入仕途。初授南京武学教授，再迁国子助教，不到二年再改工部主事，可谓是仕途顺坦。出身宦门，德性旷达的沈宜修却“待人慈恕，持已平易，下御婢仆，必为霁容善语，即有纰缪，悉洞原其情之所在，故无撄和之怒，亦无非理之谴”，这在旧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尽管自己的生活也很困难，有时还要借债，但沈“人有求而必应”。叶家祖上曾一度广有田产，传到叶绍袁手里，因不善经营且家庭贫困，为补贴家用，只得变卖部分田产，到后来已所剩无几。手里的部分田产，雇人种植，由佃户们种植粮食，每年上交的田租可以作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遇上灾年的时候，叶家“于常额外倍加减去”而沈宜修更是仁慈，“命主计者，改置小量收之”。叶绍袁的友人贫困不能自己时，沈宜修“即脱簪铒，鬻数十金与之。”而此时，叶绍袁说“去此，君箱奁益空，宁无怨色。”叶绍袁感动的说他日当以翟冠翠翘来报答她，但是沈宜修却说，“既已委身于君，又何云报?”他们夫妻生活中最开心的日子，要数叶绍袁辞官归隐的最初两年。那一段时间，上有白首高堂的老母依然精神瞿烁，下有一群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儿女，他们夫妻二人正当壮年，这样一个融融乐乐、慈亲友爱的大家庭，玉树芳庭、书香满室，弥漫着文艺的氛围，又怎能不快乐呢?清朝文学家张潮曾云：“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用来描述这时的叶家生活，可谓至当。快乐的生活，最能激发人的诗兴，如这首《晓起》中所云：“芍药如含笑，旖旎回廊曲。蔷薇更袅袅，满架纷红玉。景色良悠哉，聊以消尘俗。”从之可见其早起之时的心情愉悦与欢快。叶绍袁学古人写了《秋日村居》诗八首，沈宜修也依其韵作了八首和诗，其诗作洋溢着喜悦，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其第一首中有：“地是柴村僻，门临荻野开。远山堪入黛，曲小可浮杯”之句，第四首中有：“幽居自萧洒，一枕莞花偏”之句，这些诗句道出了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的欢乐之情和对生活的可爱。《分湖竹枝词》中一首：远树微茫湖月悬，银鱼风起浪头鲜。乡村偏觉秋光美，艳逼芙蓉水底天。把欢乐之情融入景中，读之如亲眼所见。还有在诗题中就标明快乐的《喜雨》中有“繁花鲜欲滴，细草嫩堪浮”，以愉悦的心情写出了雨后的景色，颇有杜少陵《春夜喜雨》中“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意境。
孤身一人宦游在外的叶绍袁本来并不热衷于宦海沉浮，很快厌倦了政务，加上对家中妻儿的牵挂和对老母的思念，遂以母冯氏年高为由，陈情养亲，终弃官返乡。据其撰写的年谱记载：崇祯三年十一月，奉旨允归终养。由此可见，叶绍袁具有极重的恋家情结。沈宜修为叶家共生下了八男三女，“生平钟情儿女，皆自训诂”，在其悉心教导、言传身教下，后皆有成就。叶家原本富裕，所居有池亭竹石之胜，闺门之内全工诗词，他们相互题花赋草，镂月载云，成为江南大族间一时的风流佳话。然而终因一生在朝日浅，官守清苦，绝意仕途之后，靠土地为生，不重荣利。如其六子叶燮所说：“萧然生平，口不言钱”，“家居杜门，一榻书卷”“处事接物，坦易乐与，而是非必以直”。又如袁景辂说：叶氏“终日吟哦，不事生产，家渐败落”。从而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世骤变，人有天命。崇祯五年的秋天，对于叶家来说，应该是一个不祥的季节，厄运连续降临。年仅十七岁的叶小鸾在与昆山张立平在行百年好合大礼之前五天，突然不起而卒。大姐叶纨纨哭妹过度，不过两月便也随妹而去。二姐叶小纨伤痛之之余作《鸳鸯梦》杂剧以寄意。在悲痛中，将姊妹三人写入戏中，情真感人。曾经繁茂的绿叶，在萧瑟的秋风中纷纷飘落。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让沈宜修毫无心理准备，促不及防，生命的天平开始倾斜。她始终无法接受，如此才情绝代的子女会先自己而去，难道真是验证了天妒奇才一说?三年后，在对儿女深深的怀念中，这位江南才女，撒手人寰。当时“婢女哭于室，僮仆哭于庭，市贩哭于市，村妪、农父哭于野，几于舂不相、巷不歌矣”。从此，江南叶家随着岌岌可危的晚明，一起快速衰落。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即明王朝覆灭第二年，叶绍袁夫妻与三子弃家隐居汾湖(今江苏吴江东南60里芦墟镇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