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以后，刘邦建立了汉朝。汉承秦制，货币制度也一如其旧。所不同的是，汉初半两钱的实际重量开始变轻了，如汉文帝时半两钱只重四铢（二十四铢合一两）铸币的名称和重量，两者由相符到有差距，这是世界各国货币史上共同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为了节省币材，另一方面也标志着货币地位的进一步确立。
西汉初年，曾允许私人铸钱，结果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于是严禁私铸，违者处以死刑。但违法盗铸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公元前175年，汉文帝又允许私人铸钱，但规定不得掺杂铅铁降低钱币质量，违者处以“黥刑”（脸上刺字）。这样一来，各地豪强权贵、富商大贾就得到公开铸钱、大发横财的机会。大夫邓通由于铸造钱币，财富超过了王侯。吴国豫章郡（辖境相当今江西省）有铜山。吴王刘濞就广招天下亡命之徒，大量采铜铸钱，“富埒[liè劣，同等]天子”。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曾狂妄宣称：“我的金钱在全国到处都有，诸王日夜用之不尽。有应当赏赐的，只要告诉我，我就送给。”
从经济上看，由于私铸的钱币越来越多，市场上各种钱币杂用，很不统一。老百姓用钱，在郡县之间就有所不同，有的因用轻钱，一百个钱还要贴补上若干。私铸的钱币偷工减料是不足为奇的。有一种钱，轻小得象榆树的果实榆荚[jiá颊]一样，而中间的方孔又特别大，不小心就碎成四爿[pán盘]；它的重量只有二铢多，竟在上面还铸明“半两”。
汉景帝平定吴楚之乱以后，又禁止私人铸钱。但私铸钱并没有减少，只是由公开转入了地下。汉武帝统治时，为了遏止私铸，就频繁地下令进行钱币改铸。以后，他又严令执行由桑弘羊提出的经济政策，将冶铁、煮盐和铸钱等权力全部收归官营，从而打击了富商大贾和地方上豪强权贵的割据势力，开辟了更广泛的收入来源。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汉武帝实行币制改革，采用了新的“白金”和“皮币”。白金的币面分三等：圆形的龙币值三千钱，方形的马币值五百钱，椭圆形的龟币值三百钱。所谓白金，实际上是银和锡的合金。银少锡多，作价又那么高，自然会发生贬值。加上银的价格高，锡的价格低，成千上万的人又私下铸造起来，结果白金只用了一两年就废止了。白金是中国最早的银币，也是第一次在币面上出现了图型。在此以前，钱币上只铸文字，不用图画，与希腊体系的钱币不同。汉武帝时中国已同古罗马、印度等国有贸易往来，白金铸图型很可能是受到外国币制的影响。
皮币的原料是用皇家上林苑中养的白鹿的皮，长宽各一尺，上面有彩色的绘图。小小一块画了图的鹿皮，竟然作钱四十万，在当时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不过，正因为它的币材与币面的价值相差悬殊，因而可以说是中国纸币的最早尝试。
白金、皮币的弊病，汉武帝很快就发现了。于是在发行白金和皮币以后的几个月，开始铸造“五铢钱”。
五铢钱相当精美，铜色浑厚匀称，文字端庄俊秀，并且采用了战国时刀币、环钱边缘突起的轮廓，以保护币上的文字不致磨损，同时增加牢度。这一边缘突起轮廓的铸造法从此就固定了下来。
五铢钱大小得体，轻重适中。在这以前，大的如某些刀币，长十九厘米，重五十多克；小的如荚钱，直径不到一厘米，象豌豆那么一粒，携带与计数都很不方便。五铢这一标准是人民群众通过长期的实践得来的，因而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汉武帝将铸造钱币的大权收归中央所有，并在上林苑设立负责铸钱的机构，称作“上林三官”。铸造钱币有了专门机构负责，钱币的质量就有了保证。这时铸钱已经采用了铜质母范的方法，即先用泥土制成非常精美的凹模祖范，然后铸出凸模铜母范，用它可以造出无数的凹模泥范，因此铸出的铜钱大小和式样完全一致。至于钱的边缘，原来是用手工来锉平的，到了这时，已经改为叠串在一起用车刀车平，在技术上有了进步。
从史书的记载看，汉代在发行了五铢钱以后，钱币使用得更加广泛，流通的渠道也更多了。钱可以买到官职，也可以赎罪。汉以前，作为政府一大开支的官吏薪俸，都是以谷和粟等实物来支付的；到了西汉，名义上虽然叫若干石，但在实际发付时，有的发一半谷粟、一半铜钱，有的则完全发钱。东汉时的官俸，连名义上都改为一半钱、一半谷粟了。钱币的用处这么大，人们对于它的追求也就更加强烈。汉代钱范上，常有“日入千金”、“日入千万”、“大利千万”等字样。“金钱万能”好象已成为一般人的座右铭。
从公元前116年（汉武帝元鼎元年）起，五铢钱已作为唯一的钱币，独步于汉帝国的疆域。直到一百二十多年后，王莽称“假皇帝”，代行皇帝职权，才发行了三种新钱：大泉、栔[qì气]刀和金错刀。
王莽铸造新钱的主要目的，是想用它来收购黄金。西汉时，黄金在对外贸易中是作为国际货币使用的，有一定数量的外流，加上其它原因，使黄金格外希罕。王莽禁止列侯以下挟黄金，人民手中的黄金都要卖给政府，有的干脆没收。他所发行的方孔圆钱大泉，每枚值五铢钱五十个；小泉每枚值五铢钱一个；钥匙形的栔刀每枚值五百个；金错刀因上部阴文“一刀”两字用了一点点黄金嵌错，竟当五千枚五铢钱。公元8年王莽取代刘氏做了皇帝，就将刀钱和五铢钱一并废除，专用大小泉。泉在周朝已作为“钱”的别写，而且含有象泉水源源不断流通的意思。然而人民对王莽的货币政策早已怨声载道，他们拒绝用大小泉，坚持以五铢钱进行交易。在当时无法维持一种稳定的币制的情况下，不少人又从事私铸。于是王莽将使用五铢钱的人流放到边疆去，弄得农民和商人纷纷破产，诸侯卿大夫以至老百姓因私铸而定罪的多得无法计数。中国历史上，在货币制度方面展开这样剧烈的斗争，还是少见的。
王莽极端迷信于所谓的“制度改革”，以为制定了新制度，天下自然会太平。他取国号叫“新”，把各地的地名也都更换得面目全非；货币制同样朝令夕改。专用大小泉仅仅一年，又花样翻新，搞起了所谓宝货制：用金、银、铜、龟、贝五种实物作为币材，定出了六种二十八等不同的货币。宝货制乱七八糟象个大杂烩，连王莽自己也未必弄得清楚。龟甲、贝壳交易的时候须量尺寸，其麻烦可想而知。布币分成十级，从小布一百到大布千钱，每级实际重量只差一铢，不识字的人毕竟是大多数，简直无法分辨。
王莽强迫命令，不带布币的不准通行，公卿身上须有布币才能进宫。他甚至采用残酷的惩罚办法，一家铸私钱，五家连坐，但实际上还是行不通。强制通行的布币越来越不值钱，物价越涨越高，米每石卖到万钱。公元14年（王莽天凤元年），王莽为了挽回人心，第四次改革货币，铸行货泉和货布，有点接近了五铢钱币制。但这时候他的政权正在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币制改革已无济于事。新朝只存在十五年便灭亡了。
在中国货币史上，王莽的币制最为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然而它也促进了铸钱工艺水平的大大提高。金错刀的错金技术炉火纯青，“一刀”两字发射出水银的光彩，后代人都把它作为珍贵的工艺品来收藏。东汉张衡在《四愁诗》中写道：“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美人所赠，看来不会是一把真的刀；成语“铸成大错”的“错”，本义也指错刀，借用为错误。货布长二寸半，宽一寸，四枚连在一起，恰好等于汉制一尺。货布制造规格很严，即使检查上千枚，其大小轻重也少有差别，以致可以由钱币来确定汉代的度制和衡制。有人把王莽称作造币能手，这是不恰当的，真正的铸币能手是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默默无闻的普通工匠。
公元25年，借绿林、赤眉起义发家的光武帝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他沿用王莽时的货泉，而且还铸造了新的货泉。直到他做皇帝的第十六年，才重铸五铢钱。
在三国时期的货币中，有一种叫“太平百钱”。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曾以“太平道”为号召，由此看来，太平百钱可能是起义军铸造的。如果真是这样，它便是最早的农民起义军铸的货币了。
东晋时，钱币很混乱，大的大，小的小：大钱叫“比轮”，意思是比得上车轮；小钱有“小五朱”，是沈充铸造的，又叫沈郎钱。唐朝诗人李贺写过“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的诗句，可以反映这种钱币的薄小。
年号钱出现于与两晋差不多同时的“十六国”，即成汉的李寿造的汉兴钱。汉兴是李寿的年号。帝王用年号是从汉武帝开始的，但铸作钱文也采用年号，则要数汉兴钱最早。在汉兴钱以后的百余年，又有南朝的宋孝武帝刘骏铸造的年号钱，名“孝建四铢”。梁也铸造过五铢钱，有许多是不值钱的铁五铢，交易的时候用车来装运，不是一枚枚地计数，而是说几贯几贯（贯是成串的意思，一贯即一千钱）。饥荒的时候甚至一斗米卖八十万钱，一只狗卖二十万钱，可见当时的钱币已贬值到何种程度。
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也整顿过钱币，铸造了统一的新五铢钱“开皇五铢”。但由于隋朝的历史很短，继起的唐朝又重新铸造新币，这种“开皇五铢”就成了最后的一种五铢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