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战争机器，我国的西藏和云南地区才第一次被纳入了中央行政管理范围，我们今天的大中华版图是离不开元朝的奠基的；当我们中的许多人以“大汉民族”心态排斥元朝政权时，我们不妨自己想一想，貌似强大的“汉、唐、宋”是否曾正式有效管辖过西藏云南呢？不是刘彻、李世民和老赵们不想，而是因为他们的战争机器远不如元朝好使。从这一点上，我们是应当肯定元朝这“战争机器”的某些积极作用的；战争的表象虽然是不断的杀杀杀，但世界上哪个伟大政权不是这样“杀”出来？当我们在为成吉思汗自豪的时候，我们其实应同样为庞大的元帝国感到自豪。
2.镜花水月般的短暂繁荣：虽短暂却真实
前面说过，元朝是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下的，不过局部地区的战争似乎并不妨碍元朝曾出现短暂的繁荣。由于元朝的版图实在太大，许多局部性战争对它来说，或许只如人的脚趾头被轻轻踩了一下，这对人的正常生活享乐是毫无影响的。话虽如此说，不过在连年征战的状态下，元朝要真正做到“忘却小恙”去发展经济，这中间却真的需要大魄力和大智慧。由于元世祖忽必烈正是这样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因此元朝出现过短暂繁荣就并非偶然了，这也是一个朝代是否强盛过的真实体现。
元朝的繁荣状态是明显有别于其他朝代的，最突出的莫过于棉花的推广种植以及棉纺手工业的发展。农业上的《农桑辑要》、手工业上的棉纺丝纺制瓷等，都是元朝大力发展经济生产的有力举措之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加上开放的对外政策，这必然会间接推动商业的繁荣，元大都就这样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商贸中心城市。且不说《马可波罗行记》里的记录是否真实可信，但元大都在当时蜚声国际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马可波罗行记》的传奇也就无从而来了。这就好比我们曾经向往香港，因此我们都会相信关于香港的美好描述一样，元大都就是当时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东方之珠”。一个很让我们大跌眼镜的事实是，西方人对“元大都”的认知度竟然要比长安、洛阳等要高得多，我想，若非元大都真正具有如此实力的话，光一本《马可波罗行记》是不足以引起元大都如此广泛的国际影响的。
经济商贸的繁荣若没同时伴随科学文化的发展，那样的繁荣就只是昙花式的虚无。所幸元朝的繁荣并非没有根基的浮台，“元曲、元剧”、“赵体(孟頫)书法”、“金属活字及套色印刷”等，无一不见证着元代文化科技的繁荣兴盛；而这些文化科技的繁荣并非仅局限在民间，元政府主导的《大元一统志》、《农桑辑要》等，也体现了元朝对文化科技事业的大力支持。由于元朝的统治思想没有以往根深蒂固的汉儒禁锢，因此其文化兼容度之高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是前所未见的，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陈垣曾说：“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这就是当代学者对元文化多样性、务实性的充分肯定。“科技文化实力基于厚实的经济基础”，这是我们今天的说法；从元朝的繁荣中，我们看到的同样是一个基于强大战争实力和厚实经济基础的帝国，这种强大是无需用枯燥的数字去论证的。
元朝的繁荣非常实在，今天我们之所以说它是“镜花水月”，其实那只是相对元朝“寿命短暂”的说法。“镜花水月”是美丽的，这是对元朝经济文化的肯定；“镜花水月”又是短暂的，这就是我们对那段短暂美丽所产生的遗憾。在元朝长期的战争背景下，用当代的美学术语来说，元朝“镜花水月”的繁荣已有点“暴力美”的精粹了；我们想像一下，一头正在杀声四起，一头却正“西厢情绵”(《西厢记》)，那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在元朝几十年的历史当中，我想这样的强烈对比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比人们每天在赏花赏月，一旁报纸上的每日新闻却都是战争报道一样。这样的奇特社会形态只能在实力强大的政体中才会泰然而在，这恰好证实了元朝并非“徒有其表”，相反，它很能折腾也很会“过日子”。我们可以不认可这种连绵征战下的繁荣，却不能因此就认为“元朝已被战争挖空了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