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如何教育“官二代”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大人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诸葛亮曾经写过两封《诫子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诫子文书，如曹操《戒子植》、曹丕《诫子》、嵇康《家诫》、诸葛亮《诫子书》、羊祜《诫子书》等都是教育子孙的文书。最典型者当数诸葛亮的《诫子书》。
诸葛亮曾经写过两封《诫子书》，其一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篇《诫子书》，不但讲明修身养性的途径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
他的另篇《诫子书》说：“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
这句话是说：摆设酒宴，目的在于合乎礼节和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这就达到和谐的极点了。当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的时候，可以饮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错乱的程度。这是诸葛亮在具体事情上对子女的训诫。
有人认为，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他死时才8岁，而上述两封《诫子书》所言内容，不像是对儿童讲话，因而怀疑其系后人伪造。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为嗣子这件事，就不会对上述两封《诫子书》有怀疑。
陶侃退腌鱼
东晋名臣陶侃出身贫寒，年轻时做过县吏，曾利用职务之便给母亲湛氏送去一罐腌鱼。湛氏不肯吃，还责备陶侃说：“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
谢安侄子谢玄，年轻的时候喜欢佩戴紫罗香囊，谢安怕他玩物丧志，“因戏赌取，即焚之”，用这种行为加以教育，自此谢玄停止了佩戴香囊。谢安兄子谢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小时候一次大病初愈后，在叔父谢安处与僧人支遁谈玄，论争得十分激烈。
谢安寡居多年的嫂嫂王氏担心儿子过度劳累伤身，两次派人叫谢朗回去。谢安总舍不得让谢朗走，想让他们论出个结果。王氏只好亲自跑到谢安家，说：“新妇少遭艰难，一生所寄惟在此儿”，哭着把谢朗拽走。谢安对支遁说：“家嫂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见之。”(《晋书》卷79《谢安传》)表示了对嫂嫂行为的理解和尊重。这两件事反映了谢氏家族重教育、讲礼节的门风。
张绪因势利导儿子
南齐人张绪之子张充“不持操行，好逸游”。
一次张绪请假回家，刚到西城郭，便看见儿子到郊外打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狗”。张充也看到父亲的船驶来，便放下猎鹰和猎狗，在岸边拜见。张绪没有责备他，而是一语双关地问：“一身两役，无乃劳乎?”张充面有愧色，回答：“充闻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请至来岁而敬易之。”张绪便鼓励他说：“过而能改，颜氏子有焉。”
果然，第二年张充便修身养性，刻苦攻读，后与从叔张稷同有名望(《梁书》卷21《张充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