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宋仁宗想把张贵妃的伯父升职，一升就是四级。照说，在家天下的封建专制王朝，皇帝想升谁贬谁，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但这事儿还真有点难办。一、连升四级在宋朝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不符古制;二、张贵妃的伯父本事有限，难以服众。为了表示民主精神，仁宗就把这事儿拿到朝廷上去辩论，打算获得大臣们的支持。
没有想到的是，以包拯为首的谏官们纷纷反对这项提案，仁宗有些不高兴了。我想提拔自己的国丈，请你们商量，是给你们面子，并不是真是需要你们批准。你们怎能这样不识好歹呢?仁宗辩解了两句，可却招来谏官们更猛烈地回击。包拯讲到激烈处，居然用手在仁宗面前指来指去，嘴上的唾液星子直往他脸上溅。
仁宗那个气啊，可没办法，他只能忍着。自认倒霉。下班后，回到宿舍，张贵妃喜滋滋地过来问伯父升职的事情。仁宗终于逮到了发泄的机会，恼怒地说，“你丫就晓得宣徽使，宣徽使;你不知道有个包拯御史吗?”
比包拯更牛逼的还得数寇准。有一天，寇准跟宋太宗讨论事情。两人说着说着就话不投机了。太宗很生气地站起来要走，却被寇准一把拉住袖子，不准走。太宗无可奈何，只好留下来，等事情处理好之后，才悻悻而去。
贵为天子的宋仁宗、宋太宗拿包拯和寇准一点脾气都没有，就算他们明显冒犯了自己，也只能哑巴吃黄连。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宋太祖赵匡胤曾经为继承者们立下三条禁令，第二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上书言事人就是谏臣。这等于是给士大夫们发了一块免死金牌。更重要的是，终宋朝一代，这条禁令都被执行得非常彻底。
根据记载，宋朝只杀了一位文臣，就是那位靖康之变之后，被金国扶为“皇帝”的张邦昌。
不杀谏官及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为宋朝的文臣，以及所有知识分子预留了前所未有的宽松言论空间，也在事实上，形成了对皇权的一种制约。这种制约当然不能与现代民主社会的分权制度相比，仍然弥足珍贵。像秦始皇那样坑儒焚书，像明朝皇帝在朝廷上随便大骂大臣，像清朝文字狱中动辄诛杀成百上千读书人这类暴虐的事情，在宋朝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宋朝的知识分子能够获得起码的尊严。我想，这可能也是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希望生活在宋朝的原因之一吧。
二
知识分子能够获得起码的尊严，那么普通老百姓呢?他们的言论和生存空间如何?
事实上，就以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在宋朝的小日子，过得也颇为从容。还是说个小故事吧。
大约是宋仁宗时期的一个冬天，有“红杏尚书”之称的官员宋祁来到京城郊外散步，碰见一位老农。宋祁主动套起近乎，“阿伯啊，您辛辛苦苦忙了大半个念头，我想您今年一定大丰收了吧?少则百囷，多则万箱。您觉得这是上天的功劳呢，还是当今皇帝的恩赐呢?”
没想到老农根本就不领情。他哈哈一笑，毫不客气地炮轰了宋祁一顿，“你这话说得太差劲了。你根本就不懂种庄稼。庄稼获得丰收，是靠大自然的雨水阳光，是靠庄稼汉的辛勤劳作，跟上天有啥关系?我按时播种按时收获，按照法律缴纳税赋，今天享受丰收的乐趣，也是完全应当的，怎么能说是皇帝的恩赐呢?我种了大半辈子庄稼，还从未见过不劳动，一心指望上天皇帝恩赐的人。”
老农说了这番话，扬长而去。留下宋祁呆在当地，半天没回过神来。
宋祁的官职是工部尚书，相当于掌管全国工交的正部级大员。老农在他面前不卑不亢，批了他一顿之后潇洒地离去，这哪里是农民应答官员，简直是老人教训后生。好玩儿的是，后者也拿他毫无办法。那时候好像也还没有“毁谤官员罪”，也没有跨省追捕，所以他全身而退，顺便在史书上留下惊艳的一笔。
见微知著。从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出，宋朝的普通老百姓是活得比较自信的，享受着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不唯天，也不唯上。他们观念之超前，可能令现在的许多人都自愧不如。
更有甚者，平民百姓居然敢公开谴责皇帝。
南宋初，官员庄绰到江西任职，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但当地人说他们所带的钱为宋徽宗时铸造，“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什么意思呢?他们认为宋徽宗是无道之君，所以，拒绝接受他的货币。今有愤青抵制日货，古有民众抵制昏君。当然，其高下有云泥之别。
三
不杀谏官及士大夫，这是一个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禁令——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是军人出身，靠一帮武将打下江山。但他却优待文臣，把文臣的地位提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甚至为了鼓励文臣在朝廷上议政，不惜为继承者们套上一个紧箍咒。
赵匡胤为什么会立下这样一条禁令呢?
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深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就得有一个稳定的士大夫阶层。鉴于宋朝开国功臣里，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就连宰相赵普也只弄得懂半部论语。因此他数番劝告赵普老先生要多看书，做一个学习型干部。赵匡胤完善了科举制度，甚至拨专款支助贫困学生读书。算是最早的希望工程吧。
自先秦以降，权力逐渐集中到君主帝王手中，使得他们成为超越法律限制的人。我们知道，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区别就在于怎么去使用。如果君主帝王英明仁爱，整个国家就会跟着享福;如果他们昏庸残暴，整个社会就会一起遭殃。怎样在制度上对君主帝王进行制约，以免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呢?各个朝代有其不同的做法，赵匡胤的做法是，让文臣参与议政，指点帝王的得失。但是，如果该帝王胸怀不够宽大，听不得批评，一怒之下要了文臣的小命，之后就没有人敢再批评帝王了。于是赵匡胤做出规定，不杀谏官及士大夫。文学家苏轼曾经被卷入轰动一时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得到的惩罚也仅仅是贬官流放。他真应该庆幸，是生活在宋朝而不是生活在清朝。
这种似乎是统治阶级自废武功的做法，从300年宋史来看，可谓英明之极。
首先，宋朝一共有18个皇帝，他们性格各异，但在这种制度的约束之下，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像秦始皇、隋炀帝、北齐文宣帝高洋那样暴虐的帝王。被称为昏君的宋徽宗，其实并未作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充其量也只是玩弄花草，不理政事，偶尔出宫去会会李师师而已。其次，不杀谏臣为士大夫们提供了一块免死金牌，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相对就高，也较为稳定，涌现了一大批政治文化精英，使得宋朝的天空群星灿烂。再者，或许正因为士大夫阶层的地位相对较为稳定，普通民众的生活空间较为宽松，国家政治结构就少了几分倾覆的危险。宋朝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被小说《水浒传》渲染得家喻户晓的梁山伯起义，其实规模小得可怜，仅仅波及周围几个县，而且很快就被扑灭了。最后，宋朝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爱国激情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他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宋朝在遭遇辽国、金国、元朝几大游牧民族国家的轮番攻击之下，还能生存300年，几乎就是一个奇迹。没有上至朝廷，下至民间的共同努力，这种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些，可能是赵匡胤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