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在现在观念里通常被称之为“小中华”，然而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所谓的小中华，实际上自四世纪以后，除唐朝初期中原王朝因高句丽而派遣军队进入东北亚，而和朝鲜半岛国家新罗、百济有过短暂接触外，长期与中原王朝并非实质上的邻国，中国这个大中华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其实极为有限。而唐朝占领百济而建立的熊津都督府，在短短十六年的时间里就被朝鲜半岛政权新罗所攻灭，安东都护府所在地也被迫从平壤迁至辽东，所辖州府任职的汉官，皆改由高句丽人取而代之。加之后渤海国的崛起，唐朝和新罗两国在熊津都督府灭亡后，本身已经只是名义上的“邻国”，当安史之乱爆发后，连名义都谈不上了。
唐亡之后，宋朝连幽州都已经被契丹占据，当然更谈不上辽东朝鲜，其后蒙古人灭亡了南宋这个汉人政权。直至明代再次充实辽东，汉人才再次与朝鲜人直接接壤，可以说长期以来，“中华”和所谓的“小中华”并非实际上的邻国。而元代的蒙古人，则是通过联姻制度，将当时的王氏高丽归属于蒙古政权。而蒙古通过长期通婚高丽王室和直接任命蒙古官员，使得当时的高丽王室血统上几乎与蒙古人毫无区别，而在此之下的后期高丽，服饰风俗也一如蒙古。其受蒙古影响极深的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以草原游牧民族的骑射弓马作战见长，而闻名山地丘陵地区国家的李氏朝鲜开国君主，原元朝斡东千户所千户兼达鲁花赤“吾鲁思不花”——李成桂。
抛开标榜的“小中华”看其本质来说，朝鲜半岛政权本身，一开始是建立在摧毁汉代所立的朝鲜四郡开始的。而之后的唐朝短暂进入，新罗虽是中国名义上的藩属国，在实际上却是敌对国家。当蒙古人退出中原之后，汉人在四个世纪之后重隔千年再次重归辽东，看到的并非是什么“小中华”，更类似一个小号的蒙古。而明朝在建国初期，高丽甚至因朝鲜对辽东有所企图，双方爆发过多次小规模军事冲突，李成桂也是在高丽打算直接进攻辽东的时候，率部兵变而最终夺取政权的。在明初，明人直接赤裸裸的将辽东称之为三面受敌之地，这三面就是蒙古、女直和朝鲜。就辽东而言，蒙古和女直都逐渐被明朝压制，唯有朝鲜乘元末蒙古人势力衰退，和明人立足不稳的大好时机，将原有的元朝辽东部分领土占据，从一个领土并未达到鸭绿江的国家，最终一直拓展至豆满江。而明朝当时为避免被北元、朝鲜夹击，被迫承认了朝鲜对原元朝属地的占领，再之后为争夺东北女直地区的归属，中朝两国险些再次爆发战争。
明代中国和朝鲜的宗藩关系，其实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下建立的，除表面的朝贡外，两国是互相猜忌和提防的。中国对朝鲜的技术输入，确切的说是军事技术包括军事物质的输入，管控的极为严格。明初明太祖为争取高丽归属，向其输入了元朝一直未给的火器制造技术，然而关键的提硝技术、火药颗粒化技术终明一代禁止传授，或者仅有简化版。朝鲜也只有一开始偷学元朝工匠提硝，和之后俘获日本工匠才获得火药颗粒化技术。例如，朝鲜长期自以本国步弓手善射而自豪，然而朝鲜半岛并不出产水牛角，明朝就制造筋角复合弓关键材料水牛角对朝鲜进行限制。在明朝初期是直接禁止对朝鲜出口，直到成化十三年(1477年)，才对朝鲜解禁。然而一年只允许对朝鲜出口区区五十副，至成化十七年(1481年)增至一百五十副，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二百副为止。而角弓造法则禁止传授，李朝初期朝鲜角弓造法来源只有考工记，制弩图样从庞涓死于此树下的瓷瓶绘图获取。中宗十一年(1516年)五月的时候，兵曹判书高荆山献上新制竹弓，称其射矢可过八十余步(128~144米)，这种射程百米出头的垃圾已经是当时朝鲜所能批量生产的好弓了。
在元朝征服高丽之后，受蒙古人的影响，朝鲜也开始建立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自高丽末期到李朝初期，朝鲜军队拥有一支规模较大的常备骑兵部队，这样一个山地国家里，骑兵数量占其总兵力的15%~20%。当明代汉人重新进入辽东之后，朝鲜已经变成一个随时可以动员数万骑兵的国家。由于骑兵是一个典型的进攻性兵种，因此至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明人便不断大规模强行进口朝鲜的马匹和耕牛，一来可以充实辽东地区的明朝军队，二来可以削弱朝鲜的进攻能力。“上上马绢八匹，布十二匹;上马绢四匹，布六匹。”这是明代正常的军用战马上上马和上马的市场收购价格，而对朝鲜的军马收购价格却压的非常低，不到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在接受元朝当年运入济州的大宛马遗产后，此时的朝鲜甚至能提供部分四尺七寸，约150cm(阿哈尔捷金马标准肩高)身高的大马。此类军用战马，自明廷大肆收购之后，朝鲜战马因种群数量不足而迅速退化，加之管理不善，至李朝中后期，济州马已经退化至平均身高仅100~110cm，无法再继续作为优良骑乘马而使用了。
成宗元年(1469年)，朝鲜各道统计牛马数量，全国马匹仅余13383匹，而耕牛只剩区区487只。李朝不但大规模骑兵部队因此而瓦解，耕牛的匮乏一方面严重打击了朝鲜的经济，而作为另一种重要弓材之一的牛筋，也因此几近断绝，只能被迫使用马筋，因而又进一步的减少了朝鲜马匹的存栏数量。
除明初为占据辽东而短暂拉拢朝鲜而传授火器，明人对朝鲜基本没有过多军事交流。为防范朝鲜，火器制造上仅传授了铜制火器，而朝鲜当时却严重缺乏铜矿。因此朝鲜除初期火药武器有过飞速发展外，之后由于制造火器的原料、以及制造火药的原料均极为匮乏，火器发展基本陷入停滞。十六世纪中期因汪直五岛倭寇偏师袭扰，李朝临时赶铸火器而向民间收铜，而仅收得十万斤，之后便难以为继。明人通过禁运、技术封锁等方式，严格限制了朝鲜的军事能力，让朝鲜由李朝初期的一个颇具进攻能力的国家，变成的对女直、日本自保有余，对明辽东则无能为力的势力。从根本上消除了朝鲜人长期以来，以所谓高句丽继承人自居，以此为借口对辽东土地的窥视。
而朝鲜从立国初，便对洪武、永乐开始的、由皇帝亲自交代两国使节，一直要求开放两国商贸往来，持强烈反对态度。朝鲜虽不在正面直接与中国对抗，但是对本国与中国通商之人，动辄除以绞死、流配等重刑。“唐人与我国人不得潜相往来”、“典狱囚皂隶李山寿，于上国地方交通唐人，潜相买卖，罪绞待时”、“义州人郭莫孙等二名擅入汤站地方，与唐人金保、金茂潜贸物货，各犯正身，差人押送事云”。
李朝如此提防宗主国，除侵占中国故土这个原因外，另一个原因是其政治体制和国家经济架构。朝鲜跟中国从本质上便有所不同，中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李氏朝鲜是典型的封建制国家，以国王为首的李氏王室，是朝鲜直接占有土地和奴婢的最大的封建地主，朝鲜执行着森严的身份等级制度，其表面学习中国科举制背后，其实两班贵族世袭制度和封建社会阶级身份制度。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中国的科举制度，唯才是举不问出身，是其最为典型的外在表现。而朝鲜的科举制度是依附于其阶级身份制度之上，作为社会身份而存在的两班，是在文班(东班)和武班(西班)的两班官职定型之后。那些出身世袭地主和奴婢主的文武两班官吏，把持国家重要文武官职的同时，相互间又通过姻亲关系组成庞大社会网络，从而构成区别于门第低下的良人(平民)阶层的社会等级，即韩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这是一种朝鲜古代社会的特有的“门阀”制度，它源于高丽的“族望”、大族统一新罗的“骨品”。
两班贵族之下有“中人”和“胥吏”两个等级。司法、财政、医药、翻译等方面的官职主要由中人担任，中央和地方的下级官吏则 由胥吏担任。他们都属于统治阶级中的不同阶层。良人、身良役贱和贱民都 是被统治阶层。良人是指一般的平民。良人和身良役贱都不能担任政府官吏，奴婢地位地位等同于农奴，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贱民。上层的两班贵族即大庄园主，控制着大批的农奴，而其身居官职，又控制着一批中人、胥吏。在李氏王朝早期，由于李成桂是借着兵变而掌权，其政权是各方军政势力互相妥协的结果，其政权架构为贵族协商政治体制。“都评议使司”是李朝最初的国家最高会议机关，其重大决定经国王裁可，再交六曹执行。
李朝所执行的这一系列制度，大概类似中国西汉至唐前期的编户齐民制度和租庸调制，然而作为一个借鉴而来的制度，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朝鲜本身政治和经济基础的制约。李氏朝鲜的社会构成从上而下，占有奴婢和土地最多的王族占据着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次级大奴婢主、地主的两班贵族占据着中央地方的上层官职，再次级的中小奴婢主、地主瓜分了中下级官职;最后是占有少量土地和奴婢的小地主。国王依靠两班贵族治理国家和地方，而两班贵族则依附王权而保障自己的世袭财产和地位。
其实，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古代中国，其实绝大多数仅仅到明代中国，现在对中国古代城市，军队，社会印象大多以明朝为基础而建立的。以唐朝为例，唐朝和李朝一样，政府门阀拥有大量官私奴婢，其地位等同牲畜。并在经济活动中占有相当比例。实际上，以中唐为界，中国与中国是不同的，当然以文明为界，中国跟其他文明流行的架构一样有极大不同，横行对比的话，古代中国在世界文明中长期仅仅是一个非主流。所谓小中华的李氏朝鲜，从来不曾像过明代中国，如果硬说，那么仅仅只是在表面上有一层汉唐的皮，内在与汉唐有一定共同之处。然而由于其生产力技术水平国力的限制，朝鲜并无能力撑起这个所谓的小中华。李朝初期的频繁政变乃至后期惨烈的党争，就是其无力真正支撑这个抄来的国家架构，所衍生的副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