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曾琦的最初设想里，他是否计划以东京为中心、建立学会的日本分部呢?毕竟，还要两年多时间，他才能完成学业、回到中国;毕竟，三千余名留日学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但，仿佛是他们集体命运的一个隐喻、一种象征：几乎是雷宝菁刚刚抵达北京、还来不及安顿下来的日子，在日本列岛，一场突如其来的救亡风潮爆发了。它不仅改变了曾琦的计划，迅速催生了“少中”、“国民”等青年社团;它并以令人悲欣交集的变奏，伏笔着“第三代人”未来的命运变迁。
欧洲大战爆发后，亚洲的权力真空出现了。此后几年，日本攻占青岛、抛出“二十一条”、执导西原借款、攫取北满特权，远东的新格局逐渐形成。在欧洲远东舰队纷纷撤离太平洋后，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旧世界，从此一去不复返，一强独大、吞并鲸食的可怕前景出现了。
它也化作了留日学生的暗哑呼喊、纷飞眼泪。
5月4日，《中日军事协定》签署前夕，在东京神田的一家饭馆，46名中国青年聚集着。他们代表了各省、各校的三千余名留学生。当夜，他们决定全体罢学归国、“一致对外”。作为与会代表之一，曾琦被推为“先发队”成员。
一艘艘轮船开往上海。在黑压压的人头中，夹杂了一名叫彭湃的广东青年，一名叫李达的湖南青年，一名叫王若飞的贵州青年，以及三名四川青年，曾琦、张梦九与郑尚廉。短短十余天时间，5月17日，“抵上海者已有一千四百余人”，他们筹集经费、建立机关，决心以“学生救国团”的名义长期活动;截至当年八月，“回国者共达两千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三分之二”。
也是在沸沸扬扬的救亡风潮中，6月25日，曾琦与张梦九离开上海、来到北京。
李大钊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
“予当时所以毅然辍学归国，尚非仅为一时之外交问题。”后来，曾琦这样回顾参与救亡的初衷：“而实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以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正因此，抵达上海后，曾琦事无巨细地参与“学生救国团”的筹组，张梦九也出任机关报《救国日报》总编辑。而他们前来北京，初衷也不过是游说梁启超、蔡元培，设立一所新学校以安置归国学生。但抵京第一天，王光祈的一席话打消了他的念头。
几十年后，在《学钝室回忆录》里，李璜追记了两人晤谈的情形：几乎刚坐下来，王光祈开门见山地说：“我有一议，思之已久，等着为你提出。……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张，明明在反对段祺瑞，要在京津发动，障碍必大。而即使发动成功，也不过是一哄之局，势难持久。”
换而言之，所谓“救亡”不能指望学潮。在这样规劝曾琦后，王光祈随即谈到：“应早日集结有志气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历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问题的解决。”这些立足长远、重在建设的劝告，让曾琦欣然接受。这一天，在一拍即合后，曾琦建议学会定名为“复兴社”;但在王光祈的力主下，它最终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
也是这一天，包括李大钊、周太玄、陈淯在内，六名发起人“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负责起草《意见书》之后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学会规约》。他们并议定，五天后也就是6月30日，在北京南郊岳云别墅举行少中筹备会议。
岳云别墅位于顺治门(今宣武门)外沟儿胡同55号，前身是浙江嵊县同乡会馆。从6月30日开始，七名发起人在这里接连会议;他们反复讨论、“修改数次”，终于拟定了共计八章、多达七十条的《学会规约》。在“定名”之后，学会宗旨被归结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和“转移末世风俗”。
入会须“由会员五人介绍”，并经评议部认可;会员须研习一种专门学科，不得中途休辍或自行更改;不得嫖娼、赌博、懒惰、浪费;不得“接近政党”;不得虚伪、冷漠、言行不一、“无悛改之心”;甚至，“介绍会员不加审慎”也或致警告、或予除名。后来，会员易家钺在《京报》上匿名发表了一篇骂文，被认为“吐词淫秽”、“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产”，而决议让其自行出会。
连同不久后颁行的《本会征求会员之标准》，《学会规约》构成了少中“以传统之心、行改良之事”的鲜明气质。如果说，苛刻、严厉乃至略显琐碎的品行要求，让人想起传统儒生的修身进德、慎独自律，那么，征求会员的三大标准，“纯洁”、“奋斗”、“对本会表示充分同情”，以及“须俱备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要求，则让人想到原典儒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力行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易家钺之外，此后几年会员违反《规约》、或被评议部警告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群群中国少年的百侣携游、“万类霜天竞自由”，让少中生活无比清新、令人难忘。一名会员后来追忆说：“在少中最初几年的会员间，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不仅如此。在《会务》一章，少中明确了“发行报章”、“刊布图书”、“组织演讲”、“学术谈话”等日常活动;在《机关》一章，学会设立了评议、执行、编译三部;在《职员》一章，则规定了选举制度和选举办法。直到7月21日，《规约》才最终定稿。后来，王光祈回顾说：“岳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
也是在岳云别墅，七名发起人达成了一项意味深长的决议：学会先设立“筹备处”，以王光祈为主任，进行为期一年的筹备，一年之后(1919年7月1日)，学会再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