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奴隶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时间论证，郭沫若先生首先在其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估定西周为中国奴隶制度时期;我在拙著《中国社会史纲》中，认为殷商是中国奴隶制时期，西周则系由奴隶制到封建削的过渡期。继则有王宜昌妄论自春秋至秦汉为奴隶制度阶段;沙发洛夫在其所著《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中，竞否认中国史上的奴隶制度的阶段，而以秦汉为所谓“封建奴隶制”;陶希圣及其“一群”的见解，又以秦汉为奴隶制;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仅只把郭沫若先生的西周奴隶制度延长到战国(按郭先生后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也肯定殷代为奴隶制)……。
以中国历史为同一对象的研究，结论却是这样的不同。然而在抗战前后，问题便渐次明了。何干之在其《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及《中国启蒙运动史》两书中，翦伯赞在其《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中，都承认殷商为中国史的奴隶制时期，《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的作者们，也提及这个结论，虽则何干之曾指摘我没有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奴隶制作统一的考察，实则由于他没有看见在其大著出版前出版的拙著《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只是日本法西斯的代言人秋泽修二，在其所著《东洋哲学史》及《中国社会构成》两书中，又以西周到秦汉为中国史的奴隶制时期，由汉(元帝)至唐(玄宗)为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千年”过渡期，是奴隶制和封建制平行发展的时期，元代是中国奴隶制再现的时期。向林冰在其所著的《中国哲学史纲要》一书中，也误采了秋泽的歪曲结论。
诚然，自西周直至元代，奴隶制残余的存在，都是相当显著的，不单存在着家内奴隶，而且有参加手工业与商业等劳动的奴隶，直至现代也还有家内奴隶等残余。但问题不应从这些残余现象的考察出发，而应从其时代起支配作用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和相矛盾的生产关系的考察出发。若把前者从后者孤立起来去加以夸张，那正是历史唯心论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而不是历史唯物论的历史研究法。然而有不少的历史研究者，正在利用所谓东方的奴隶不是生产的直接的主要担当者，以及所谓“原始国家”的农奴式的奴隶等论点，来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实则根据前一种论点的曲解，便阉割了历史唯物论的核心;根据后一论点的曲解，便混乱了国家的概念和历史的真象，是平行主义的观点。这都是历史唯物论的反对派的论点。
古代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公元前八至六世纪，许多奴隶制城市国家形成。斯巴达是其中最早的一个，由少数奴隶主贵族统治。雅典起初也是由奴隶主贵族统治，平民同贵族的斗争非常激烈。公元前594年，梭伦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实行改革，使工商业奴隶主取得了参与雅典国家统治的权利。此后，贵族势力不断削弱，雅典成为奴隶制共和国，奴隶同自由民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公元前五世纪，伯利克里改革扩大了平民的权利，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得到了发展;雅典依靠奴隶劳动发展生产，经济空前繁荣。公元前五世纪后半期之后，希腊各城市国家由于长期争夺霸权战争和奴隶不断起义，逐渐衰落了，公元前338年以后都屈从于马其顿的统治。
罗马共和国大约建立于公元前509年，是贵族专政的奴隶制国家。平民进行了两个世纪反对贵族的斗争，争取到一定的权利。罗马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掠夺了大量奴隶，奴隶制高度发展，奴隶同奴隶主的矛盾也随之尖锐化，爆发了西西里奴隶起义和斯巴达克起义，动摇了奴隶制基础。奴隶主阶级为了加强统治，于公元前27年建立奴隶制军事帝国，以代替奴隶制共和国。罗马帝国大肆扩张，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罗马帝国的统治危机随着日益加深。巴勒斯坦犹太人产生了反对罗马的基督教。奴隶的反抗迫使奴隶主改变剥削方式，实行隶农制。“巴高达”运动和“阿哥尼斯特”运动促使罗马帝国的崩溃，日耳曼人的入侵加速罗马帝国的灭亡。359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奴隶制度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