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中国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度，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时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贬义词。由于中国古代人们对商业和商人的极度歧视，使商业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因而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也一直居于弱势地位，无法与自然经济相抗衡。
有趣的是，尽管古代的人们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较低，可是商业仍然是致富最快、极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以至于每朝每代都会出现几位传奇性的巨贾，他们腰缠万贯、富可敌国。他们所经历的财富故事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品味、值得思索、值得借鉴、值得发扬的东西。他们这些“商圣”背后都经历了一个个传奇性的财富人生，他们所经历的发家史一定能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启发和借鉴。
Top1 商业始祖——王亥：牛车拉出来一个商王朝
【人物简介】
王亥(公元前1854—1803年)，河南商丘人，华夏商人，商品、商业的缔造者，华商始祖、商族先公之一。子姓，又名振，阏伯的六世孙，契之后，冥之长子，商部落族的第七任首领。甲骨卜辞中称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王亥不仅帮助父亲冥在治水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发明了牛车，开始驯牛，促使农牧业迅速发展，使商部落得以强大。王亥在商丘服牛驯马发展生产，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
【经商经历及成就】
开了长途贸易的先河
王亥，作为草原部落的游牧民族，他们在频繁迁徙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役使畜力的各种方法--夏王朝初年的奚仲创造了世界上第一辆用马牵引的木制车辆。他的先王--相土(生卒年不详，商部落第三任首领)，用槽喂、圈养之法饲养马匹，将马戴上马笼头从而驯服了野马，再加上训练，便让马拉车驮物，成为重要的运输方式。从西北草原迁徙到中原地区之后，到了王亥时代，马拉车、运货、作战，根本不够用。那么，可不可以让牛替马拉车?这是王亥琢磨的问题。最终王亥彻底驯服了这种野性十足的庞然大物，进而将它套在华丽的双辕车上，制造了牛车。这便是史书中记载的“王亥服牛”的故事。
在王亥的大力推广下，驯牛技术和牛车开始普及，商部落的畜牧业进一步发展起来--商族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王亥被同族人推崇至极。为解决牛、羊及农产品生产过剩的问题，王亥亲自驾驶牛车载货运输，用帛、黍和粟以及牛、羊跟其他部落以物换物--这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正是王亥开的先河。从那以后，古道上经常可以见到王亥率领部落成员赶着牛车的壮观景象：一辆辆载满布帛、黍和粟的牛车吱呀吱呀地响着，一群群洁白的绵羊咩咩地叫着，一个个袒胸露背的赤脚壮汉“吼吼”地吆喝着--这绵延的牛车队伍一路跋山涉水，风雨兼程，从一个部落奔波到另一个部落……从此，王亥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他成了当时最富有的部落首领。
“商”这个字便是拜赐于他
由于王亥开了氏族部落之间长途贩运的先河，在他去世后，商族人沿其传统，利用牛车、马车的便利条件从事部落间的物品交换，以获取财富。搞贩运的人越来越多，渐渐的，就形成了专门从事这行当的职业。外部落的人看到商族人用牛车、马车拉着货物远道而来，进行以物易物的经商活动，感到十分新鲜，就你传我、我传你地吆喝着：“商人来了，商人来了。”其实是“商族人”的意思，时间长了，“商人”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了经商做生意的人，专指经商做买卖之人的统称。 “商人”一词一直沿袭至今。而作为最早进行贸易的王亥，便是“商业”的始祖，即商人的祖先，数千年来一直被商人奉若神明。
商国的国力快速增长。到了王亥的第七世孙商汤时期，商国的实力已十分雄厚。当时夏朝的最后一个君王桀荒淫无度，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商汤经过11次征战，终于取代桀灭夏，建立了商朝，并在南亳(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建都。王亥“服牛乘马，以为专利。这样就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形成农、牧结合的经济，使这个部落很快兴旺起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也相应地扩大了。因此，商人与其他部落之间的交换也是比较活跃的。王亥的时候，开始利用牛作为负重的工具，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这是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对“相土乘马，王亥服牛”深远意义的高度评价。从简单的以物易物发展到复杂的商品贸易，其漫漫脉络也就在这里找到了源头。王亥经商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华商文化文明播撒天下的进程。
Top2 慈善商圣——范蠡：功勋、财富，一个都不少
【人物简介】
范蠡(公元前536—448年)，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曾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兴越，功成身退。北上经商，居陶，号朱公。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乃我国儒商之鼻祖。《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经商致富具有很多经商理论，致富后，肯于帮助别人，威名远播。堪称“中华自古商之祖”。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范蠡最后老死在陶地，享年大概88岁，世人称他陶朱公。在范蠡死后，族人将他葬于陶山主峰西麓(今山东省肥城市湖屯镇幽栖寺村)，后世的人们来此凭吊他，缅怀他的业绩及人品，汲取他的思想和智慧。
【经商经历及成就】
弃政从商，名扬四海
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描述范蠡离开楚国后的后半生的：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范蠡带着家人，泛舟五湖，飘然远引逃到有山有海、有林有田的齐国海畔。为避免身份暴露，他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古代用牛皮做的酒器，即“酒囊皮子”)。范蠡在当地购买了一些土地，还亲自饲养贩卖五畜。等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就利用天时、地利之便雇人开盐田，搞渔业捕捞，还兼营杂粮等生意。范蠡开始经营当地核桃、木耳、山珍野味、肉类皮毛、粮食药材等土特产，范蠡对收购来的山货开始分门别类进行放置，每种货物还分有等次。根据各地商贾的需求，他先将各类上等货用牲口运往各个要货的地点进行出售，收款后，他再购买食盐、葛麻布衣等各类日用杂货运回到镇上。这样，他不仅解决了当地人日用品缺乏的问题，自己也赚到了钱。范蠡善于捕捉市场信息。他经常跟雇工及当地的百姓、镇上的商贾在一起高谈养畜经，阔论市场行情。他对人温和友善，为人也慷慨大方，遇到天灾人祸时，他总是乐善好施，常开粥场赈济灾民。灾民听说有这么一个大善人，千里之外都赶来投奔他，不久，鸱夷子皮就名扬四海了。
范蠡买卖公平，决不会倒卖腐烂变质的货物，不坑害消费者，所以，他的生意能细水长流，他的名声能传遍四方。他就是以这样的行事风格，在齐地种养经商，勤勤恳恳，在与家人的齐心合力之下，很快就积累了高达数十万的财产。齐王听说范蠡搞经济很擅长，又仗义疏财，施善乡梓，是个贤能之人，便力邀范蠡进宫，请他进国都临淄做主持政务的相国。范蠡欣然答应。在任相国期间，他大力发展经济，不仅促进了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三年之后，齐国民富国强，而这时，范蠡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向齐王归还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再次远走他乡。他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如果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还不如趁早放弃!”他把财产分散给知交和那些贫苦的老乡，携家捎带贵重财宝再一次抽身离去。
到哪儿就在哪儿成名
范蠡举家风餐露宿，辗转来到齐国西南接近宋、卫的陶邑安顿下来。初到陶邑，范蠡自觉逍遥自在，便给自己再次改姓更名为朱公。没过多久，不甘清闲的他又开始考虑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对他颇有怨言，说：“人人都想富贵，个个都想发财，你偏偏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富贵，还认为钱财无用，现在没钱了又重提这事，你以为钱财这么好赚啊?”他哈哈一笑，说：“穷富之别，看的是你的心。只要有心，生财之道无处不有。”在陶邑，他又一次重创家业。由于当时本钱不多，他的生意不是很大，就像刚到齐地那样，平日里只做一些当地的粮盐买卖。好在陶邑四通八达，是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范蠡自然也从这些商家那里找到了很多商业灵感。没过多久，他又在陶邑发家致富了。他富了就爱施舍，施舍不但不要回报，还喜欢帮助穷人一起致富。
后来，范蠡又散尽家财，周济那些贫困的同乡老友，为此他还表白说：“其实，在我看来，经商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钱财是身外之物，贪得无厌往往会适得其反。懂得用钱才能得到钱，这也是生财之道!”功勋、财富，范蠡一个都不少，就连种田、经商也样样能成功。他出身贫寒，为越国称霸中原立下汗马功劳，却不留恋权位，在功成之时，名遂身退;他弃官从商，以治国之策治家，终于成为巨富而名闻天下;他又不贪恋钱财，在巨富之时，19年三致千金。这样的人不愧为“治国衣臣、兵家奇才、华商始祖”。司马迁深为范蠡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所折服，故称其为“富好行其德”。
Top3 儒商鼻祖——子贡：被孔子称为“瑚琏之器”的人
【人物简介】
端木赐(公元前520—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政治家，外交家，中华儒商之祖，官至鲁、卫两国之相。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门十哲之一，春秋末期卫国黎(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传，孔子病危时，未赶回。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三年，共守六年。《论语》中对其言行记录较多，《史记》对其评价颇高。子贡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经商经历及成就】
端木赐出生于富商贵族，在孔门三千弟子中，他还是“身通六艺”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与众多贤人相比，他之所以学而优则商，不仅因为他出生商业世家，对经商有先天优势，或许还因为他受孔子学说的影响，要在书生明“义”和商人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进行学以致用的实践，他想通过经商来打开学行合一的沟通渠道。
他性格活泼，交往甚广，尤其是不安于现状，即便跟老师孔子周游列国，也没有停下经商活动。有一年冬天，当他获知吴国军队将远征北方作战时，便准备往吴国贩运丝棉。他知道，此时的北方正值冰天雪地，御寒丝棉是必备军需，他料定吴王夫差肯定会强征丝棉保证将士顺利远行，如此一来，吴国丝棉必会紧缺，丝棉价自然走高。及时掌握行情，善于把握商机，便有赚大钱的机会。端木赐迅速组织人马，划成若干小组到鲁国各地采购丝棉，然后安排快车运往吴国。果然不出所料，啼冷号寒的吴国百姓很快将丝棉抢购一空。端木赐大赚了一笔。
从孔子门下完成学业以后，子贡先是回到卫国当了几年官。不久，就辞官不做，重操旧业，成了一个影响更大的国际贸易商人。子贡所到之处，国君们也都与他行平等的礼节，说明子贡这一介儒商做到了何等显贵的地步。顶着孔门高徒的招牌，他在商业竞争中的软实力和无形资产，也是一般的土财主商人所没有办法比的。子贡所到之处，除了做买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恩师，到处讲孔子的道德风范是多么高尚，孔子的学术思想是多么博大精深。子贡的儒商美誉来自诚信。他虽做买卖，却不忘儒家学说;他家财万贯，却富而不骄、富而有仁。《吕氏春秋》记述了子贡自己出巨资赎回一批鲁国奴隶的善举，可谓千古流芳。他积极牢记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坚持以诚待人、诚信交易。《论语》多处记载子贡与孔子探讨“信”的问题，他深知“信”乃立足之本，没有“信”一切就荡然无存，更遑论发财乎?是“言必信、行必果”使子贡立于不败之地，达到“忆则屡中”、“义利双赢”的最高经商境界。
子贡将儒与商结合在一起，很快就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他帮助鲁国解除困境，游说齐、吴、越、晋四国，成功地进行了外交上的斡旋，子贡为了保护鲁国的利益，站在国际关系的高度，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国际贸易商人的卓越才干，把商业营销技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成功挑起了好几个国家的连环战争，改变了春秋后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子贡益处，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可以这么说，从他开创了中国的儒商这个特殊群体以来，几千年来。还没有人能够在建功立业上，达到他这样登峰造极的程度。
当他富比陶朱公时，越王勾践甚至“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史记货殖列传》还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有钱就能使王侯敬畏三分啊。子贡所独有的才能不但使他成为儒商鼻祖，更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通人”，从而达到了亦官亦商，亦儒亦商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子贡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官一体的儒商。《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遍看今日富豪，富而无骄尚且少有，富而好礼的更是凤毛麟角，百个当中不知能否有一个。
《史记.货殖列传》写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孔子死后，子贡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势力不可不谓强大，但他却并未全部自私其财，而是因势利导去宣扬孔子之名、孔子之道以及为此前赴后继、连续不断、不遗余力，凡此种种才真正是后人大可贵、大可敬、大可赞、大可叹、大可表、大可学的地方!
Top4 智慧商祖——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人物简介】
白圭(公元前370—300年)，名丹，战国时人，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梁(魏)惠王时在魏国为相，期间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后因魏政治腐败，游历了中山国和齐国后，弃政从商。《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其师傅为鬼谷子，相传鬼谷子得一“金书”，鬼谷子将里面的致富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世无可抵则深隐以待时”)传于白圭。商场如战场，只有随机应变，巧用计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在今天激烈的商战中，商界仍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为经典，奉“治生之祖”白圭为高人。
【经商经历及成就】
洛阳原是周朝建立的一个军事和政治重镇。周公征服殷人后，为防止亡殷贵族策动遗民重起反叛，便把他们以“顽民”称号统一安置在洛阳，以便加强监督管理。这些所谓的“顽民”不能参与政治活动，因而多数去经商。到了战国时期，经商已经成为洛阳人的重要职业。洛商层出不穷，队伍非常庞大，他们扎堆的做珠宝生意--这是当时最赚钱的行当。白圭没有跟风去做当时最能赚钱的珠宝生意，而是另辟蹊径--从事农副产品的大宗贸易，包括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等。他的这个经营策略，主要是从李悝的“变法改革”中得到启示：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白圭认为，“欲长钱，取下谷”。“下谷”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是消费弹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一样可以获取大利。
白圭也曾苦心研究过陶朱公和计然之策，总结出一套适应时节变化的经营办法--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言外之意是，当别人不太需要某种货物时，这种货物的价格一定会十分低廉，这是买进的时机;当人们急需某种货物时，其价格一定会上涨，这时就应该卖出。在收获季节或遇到粮食丰收，农民就会大量出售谷物，这时便可大量收购，然后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些比较宽裕的农民;在年景不好或青黄不接时，可以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为更准确地把握市场行情和变化规律，白圭经常深入市场，了解具体情况，所以，他对城乡谷价了如指掌。而实际上，他经商总会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予人实惠。
白圭不同于那些囤积居奇、在荒年以储存的粮食牟取暴利的商人。他反对在粮食紧缺时蓄意哄抬物价。他认为“薄利多销，积累长远”才是商人经营的基本原则，那些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商人肯定赚不了大钱。比如说，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一些奸商会坐待价格贬得更低时才大量购进，而白圭则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又囤积居奇，白圭就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以此来满足百姓的需求。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百姓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一般消费者的利益。白圭为民着想，诚信经营，很快就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举成名。
白圭经商不盲目跟风，不人云亦云，他对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映也极快，一旦出现机遇，就像凶猛的鹰扑向猎物一般果断，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与他的雇工同甘共苦，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他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白圭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要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更要有商鞅那一套严厉的团队管理制度，否则，经商很难有大成就。就是靠这些经商理论，白圭成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的榜样。商人不仅把他奉为祖师爷，宋真宗还封了他“商圣”的称号。
白圭的自成体系的商业经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到明清，最大的商帮—徽商还保留了许多两千年前白圭的遗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就曾经高度评价白圭，并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而白圭又被后世的商人奉为自己行业的祖师爷，他的经营思想，对今天的经营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经营者用心地揣摩研究。白圭“人弃我取”和“知进知守”的理财思想对现代人理财也有指导意义。以至于在现代，“白圭”仍然是财富的代名词。
Top5 营国巨商——吕不韦：奇货可居，志在谋国的风险投资家
【人物简介】
吕不韦(公元前292-235年)，战国末期卫国著名商人，后为秦国丞相，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滑县)人。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故里在城南大吕街，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史记》中亦有明确记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庄襄王登上王位，任秦国相邦十三年，其门客有三千人。
出身为商人的吕不韦，他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历史先河，甚至说他改变了中国历史也不过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生意就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作为有史以来的最大投机家，虽然几千年过去了，但他的一生经历，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他的权术、公关手段、自我炒作的广告宣传等做法，仍然是比较前卫的，是梦想成功的人士学习的楷模。吕不韦绝对是一个千古奇人，古今中外第一的风险投资商。
【经商经历及成就】
囤积居奇、贩贱卖贵——赵国巨富
战国时代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私营商业日益兴盛，商人十分活跃。此时的赵国，疆域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以及陕西东北角一带，是各诸侯国的交通要道，在地理上处于六国直接面对强秦的桥头堡，战国的政治风云变幻，使邯郸发展成为各国进行情报活动和合纵连横的重要基地。在这里，各国使节和商贾名人云集，经济比较发达。外交的繁荣和各国使节的聚集吸引了大批来此淘金的商人，于是吕不韦来到了赵国，打算在赵国经商。
吕不韦是个精明的商人，他深知经商之道，作为商人，仅仅囤积货物是不行的，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卖出去，才能获利。吕不韦善于贱进贵出，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他为了自己经商的需要，还与赵国的达官贵人来往密切，不但能抬高自己的身价，还能给自己带来很多做生意的好机会。在邯郸经商不久，就积累起千金的家产。
吕不韦经商时特别留心观察商情，分析影响生意的各种因素，以便确保决策准确无误。有一年，他从赵国到卫国去贩运一批木材，发现卫国的高粱长得茎粗穗大，十分茂盛，认为必获丰收。但随手折断几根，发现茎内都有害虫，就立即打消了贩卖木材的念头，立刻在卫国到处抢购高粱。当时卫国人认为新粮丰收在望，遂大量低价出售。结果卫国的高粱接近成熟之际，均被害虫咬死，市场价格暴涨。吕不韦趁机把抢购的高粱高价抛售了，结果发了一大笔财。吕不韦在后来组织其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物以稀为贵”。就是说，某个物品供大于求，自然会贬值;而供不应求，则会升值。吕不韦深谙此理，所以他囤积居奇、贩贱卖贵，最终成为赵国巨富。
奇货可居——投资营造帝国
公元前265年，秦国的王孙嬴异人正在赵国当人质。吕不韦经过多方探听，把嬴异人的身世、家庭关系、目前处境等了解得一清二楚。当他见到这位落魄的王孙时，凭他多年的经商经验，一眼便看出：多方寻觅的宝贝就在这里!所以，他不由得脱口而出，留下了一句经商名言：此奇货可居。
为了这件事，吕不韦专程回到家中与父亲商量。吕不韦问父亲：“耕田能获几倍的利?”父亲说：“十倍的利。”吕不韦又问：“经营珠玉能赢几倍的利?”父亲说：“百倍的利。”吕不韦再问：“帮助立一国之主，能赢几倍的利?”父亲说：“无数的利。”于是，吕不韦得出结论说：“现在努力耕田，只能保证吃饱穿暖，而帮助立一国之君，得到的好处，可以传之后世。这种有厚利可图的事，何乐而不为呢!”他想到做到，果真将嬴异人当作了商品来投资，以期在帮助嬴异人登上秦国王位后收获“立主定国”所带来的无数倍的高收益。但是，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却有所不知，搞政治绝非如同经商做生意那般简单。在那个专制时代，如果经商失败顶多是倾家荡产，而搞政治失败则会家破人亡，甚至株连九族。因此，虽然吕不韦掌控了一段时间的秦国事业，也捞到了不少财物，但最终还是赔了，而且赔得个干干净净，落了个饮鸩自杀的结局。
对于经商来讲，吕不韦善于贱进贵出，懂得奇货可居，但是他经商成功后的辉煌和从政失败后的悲惨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这也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大遗憾。而他在进行风险投资时的言行，却非常值得后人进行一番品味、思索、借鉴和扬弃。时至今日，吕不韦所说的“奇货可居”，已经成为风险投资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他的气魄之大、信心之强、眼光之远、心计之深、创意之妙、谋划之秘、办法之多、预见之准、收益之丰，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他是古今中外第一风险投资商，也一点不为过。他以商业手法投机政治的策划行为也毫无疑问地成为后世风险投资业的鼻祖，是一次绝无仅有的千古尝试，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Top6 堪比财神——沈万三：为朱元璋造了半个南京城
【人物简介】
沈万三(1330～1376年)，本名富，字仲荣，世称万三，出生于平江府(苏州)长洲县东蔡村，祖籍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浙江湖州南浔)。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
元朝中叶，沈万三的父亲沈祐由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沈家漾迁徙至周庄东垞，后又迁至银子浜。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周庄就是因为有了沈万三，才成为江南著名的古镇的。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曾出资修拓观前街。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不但是周庄受惠于他，南京城的建城，沈万三还有一半的功劳，因为朱元璋的眼红而被逼出资与明朝共同建成了南京城。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有了舒适的住宅;但不久，沈万三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余生。
【经商经历及成就】
土地起家。元代至顺年，沈万三的父亲沈佑举家从湖州的南浔迁到了苏州的东垞，即现在的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在这里，全家人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垦殖，终于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地主，庄田广达一千三百多亩。沈佑去世后，儿子们分了家。兄弟迁居之后，排行老三的沈万三留在了周庄的银子浜，他一方面管理着东垞的庄田，另一方面则开始经营镇上的买卖。他通过买卖、盘剥方式，获得了大量土地。这种土地占有方式以及垦土做法，也是当时元王朝所积极提倡并予以鼓励的。沈万三于是通过经营土地的办法，获得“赀巨万万，田产遍天下”的高额回报。沈万三靠土地起家，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出海通番。元朝统治者鼓励和发展商业，实行轻商税的政策，经商的人增多。至于海外贸易，元王朝实行比唐、宋两朝更为宽松的政策，于是，沈万三便将目光投到了做海内外贸易上。孙迩在《云蕉馆纪谈》中说，沈万三“尝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富豪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由此可见，靠土地发家的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每年的粮食产量可想而知。沈万三将剩余的粮食贩卖到北方，还贩卖到其他缺粮地区和海外获取效益。同时，沈万三还在宁、镇、常、太、池、徽等地做生意，获得丰厚的回报，家业更加富足。
沈万三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南洋等地。沈万三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港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因而扬帆远行，收获颇丰。我国著名史学家吴晗曾说过，苏州周庄沈万三一家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所以说，经商致富是沈万三“富甲天下”的主要原因。
观前修街。沈万三在海外赚够了钱，一度居住在苏州，发觉城中心的玄妙观四周，每天香客和游客络绎不绝，杂耍艺伶和小摊小贩四处云集，但由于道路狭窄，行人车马经常阻塞。他想，如果在观前营建街市，将道路拓宽，一定是一件好事，既能方便行人车马，又能把建成的店铺租赁给客商，招徕交易。庙宇旁的乐坊，还可以供四面八方的客人前来娱乐。于是他采用了茅山石铺平观前街，与古城小桥流水的风貌十分吻合，相得益彰。建成后，深得百姓们的赞誉。
资助起义，埋下祸根。发达了的沈万三建立了豪宅，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当时，张士诚举兵起义，做上了大周国的皇帝。但是，张士诚成立的大周国实在是太小了，只有苏州一带的一些州县。张士诚建立大周之后，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像沈万三这样的富商大贾。因为张士诚心中明白，如果没有这些江南富豪强绅的大力支持，他这个小小的大周王朝也是难以维持下去的。当时，张士诚领兵起义需要大量的财物，作为首富的沈万三是出了不少力的，他带领江南的富商大量地捐钱捐物，资助张士诚起义，从而使张士诚的军队越来越壮大，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沈万三做了三桩让张士诚很是惬意的事情，第一桩，沈万三率领银子浜的船队，多次为张士诚的官兵发放犒赏，从而解决了巨大的军费开支。第二桩，沈万三利用自己从事过海外贸易的航海经验，以实际行动支持张士诚暗中投靠元朝，每年都帮张士诚偷运十多万石粮食到北方元朝的国都。第三桩，沈万三为巩固自己在张士诚眼中的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张士诚做老婆，使张士诚彻底地和自己拴在了同一条船上，因此张士诚也给了老丈人沈万三很多敛财的特权。从此，沈万三便一跃成为海外贸易、房地产、地租、高利贷、丝绸业等方面的大鳄，金银更是多不胜收。此时拥有了巨额资财的沈万三，又开始做起了放贷收利这一资本经营的新项目，使自己富上加富，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人称“江南财神”。
但是，张士诚据城死守，朱元璋派兵屡攻不下，以致朱元璋对江南地方豪绅给张士诚的支持非常嫉恨。也正是因为如此，埋下了朱元璋对苏州城和沈万三秋后算账的伏笔。南京筑城。1368年，朱元璋的大军终于灭掉了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人的军队，开始登基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称帝后，他极度憎恨这些为张士诚出力的江南富豪，于是便对江南一带格外加重了税赋，每亩税粮定成了七斗五升。又命苏州的一些富民徙居濠州，同时，还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为官田。朱元璋没收了沈万三的大批田地为官田。
但沈万三是个精明的商人，便主动拍朱元璋的马屁，想以此换得太平。不久，他又发现朱元璋建造城墙面临着严重的资金不足。于是，沈万三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上书自请“助筑都城三之一”。为了让朱元璋龙颜大悦，沈万三自然是倾尽了全力。云南充军。朱元璋想：“当初如果不是你极力支持张士诚，我何苦用得了八个月才攻下苏州城?”于是，朱元璋把沈万三全家发配到了云南。从此，沈万三名下20亿贯家当也就都归了皇帝。沈万三被赶到云南时，他已经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了。在这富与贫、荣与辱产生巨大反差的一瞬间，他从心理上和身体上都难以接受，江南与云南的生活习性、水土气候的差异实在太大，简直是从天堂跌到了地狱。没过多久，沈万三便支持不住，一命呜呼了。据说，后来他的子孙曾将他的尸骨运回家乡，葬于周庄的银子浜下，总算没有把尸骨落在异处他乡。
沈万三家族的崛起和衰落确实令人嘘唏。沈万三凭借经营上的杰出才华，运用诚信的操守、敏锐的洞察力、机智过人的胆略和变化多端的经营策略，白手起家，打造出了一个超一流的‘企业帝国’。但是，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最终财富给沈氏家族带来了灾难。沈万三一生用钱开路，一掷千金，奢侈无度。从他自己的立场来讲，也许是为了讨好皇帝，好让自己平安地掘取更大的财富。这在张士诚时代他是成功的，的确敛聚了更多的钱财，而在朱元璋时代却失败了，败得家破人亡。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沈万三有了钱财就自认为可以藐视一切，错误地认为钱是万能的。但沈万三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勤劳、聪慧、勇抓机遇、敢于创新的品行却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同时，沈万三的创业精神也在影响着后人，催人奋进，创造佳绩。
Top7 第一富翁——伍秉鉴：19世纪中国的世界首富
【人物简介】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他借出大量的数目给外国商人(每次百万银元)以交换部分的船只出货。他也是公认的慈善家，捐赠第一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一十万两赔款的银元。在那个时期，伍秉鉴名声远播，他的肖像仍然在一些和他有过生意来往的美国人建造的官邸悬挂着。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经商经历及成就】
广东十三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在后世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广东十三行这个商人群体迅速崛起，与两淮盐商、晋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接手怡和行。在广东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1801年，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外贸代理生涯。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且其投资活动并不仅限于中国，伍秉鉴是个商业奇才，在他经营怡和行时，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又懂得依靠西方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他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大量的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1813年，怡和行终于被列为总商之魁，登上首席商行的位置，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头人——总商。此后数十年，伍秉鉴一直居于行商的领导地位。
参与美国的证券和铁路建设的投资。伍秉鉴独立购买了美国的证券，并且向美国的铁路建设进行了多次投资。在他多方面投入的同时，也为自己换来了更多的收益，使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首领。另外，伍秉鉴还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笼络其他行商。从1811年起，伍家就利用其雄厚资金，协助英商公司向濒于破产的大多数行商进行放债，其债款数额就高达二百余万元，使大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都愿意听从伍家的安排。因而，怡和行也逐渐成为了一个令人敬仰和羡慕的大型跨国财团。
投资眼科医院，载入史册。1835年，第一位美国传教医生伯驾来到广州，开始了美国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伯驾要想创办一个相当规模的眼科医局并非易事，所以他找到了当时号称“世界第一富翁”的伍秉鉴。面对伍秉鉴，伯驾把创办眼科医局，并以此作为拯救中国人民的途径向伍秉鉴讲述了一遍。伍秉鉴念他处处急中国人之急，想中国人所想，便答应捐出10万元银元建立医局。他所创办的医局不收取任何医疗费用，医局逐渐成为初具规模的西医院，并正式命名为博济医院，此名沿用至今。虽然伍秉鉴的这次投入没有任何利润，但他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使他在以后的商业活动中更加顺利，并载入了中国的史册。
世界首富。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在这个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人也不过资产700万元。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业巨头。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接触英鸦片商被林则徐惩处，承担赔款走向没落。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由于与英国鸦片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溘然长逝，终年74岁。他与十三行的垄断地位一起消失。后来，英国人把他同林则徐的蜡像一同陈列在伦敦名人蜡像馆里，但在中国，他的名字再少有问津。
以义取利是伍秉鉴的为商之道。商誉就是市场，宁可忍一时利益之痛，也要大力树立自己的商誉，保证长期的持久利润和品牌信誉。伍秉鉴在用中国传统商道运作商行，缺乏制度支撑和规则意识。伍不自觉地涉足了现代意义上的金融行业，却缺乏自省，但不能转变传统商业观念，在制度上有所创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局限，伍也脱离不了时代的束缚。同时代的商人大多在义与利之间挣扎，伍的区别在于因为其拥有巨大的财产而可以收放自如而已。作为一名政商夹缝中生存，利用特权获得成功的末代商人，伍秉鉴的名字在今天已经鲜为人知。后世学人多不待见伍秉鉴，其中种种评价，贬多褒少。可是回到那个时代，又有几个商人能走出和伍家不一样的道路?那个时代的商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伍秉鉴已经达到了。秉鉴去世后，岭南名士谭莹撰写碑文：“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美国人亨特曾写道：“这位举世闻名的公行最后的头人，与拿破仑、威灵顿都生于1769年”。能与拿破仑、威灵顿相提并论，也确实够有名气的了。
Top8 商业巨族——乔致庸：货通天下、汇通天下
【人物简介】
乔致庸(1818―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山西祁县)人，乔家第三代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乔致庸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中国各地商埠、码头。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在国弱民贫的清朝，晋商能够走向全国，实属不易。
19世纪末，由于连年战乱，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大量白银外流。晚年的乔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传统，于同治初年(1862年)开始在家院附近购置地皮，大兴土木，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筑。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乔致庸待人随和，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乔致庸一生做出诸多善行。光绪三年天遭大旱，乔致庸开粮仓赈济灾民。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
【经商经历及成就】
弃文从商。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买卖兴隆，继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和复盛菜园。后来又在包头城内共开设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有19个门面，四、五百职工，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故包头城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然而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
创办银号。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光绪三十二年，乔致庸去世，终年89岁。
乔致庸悟出“货通天下”，必须通过“汇通天下”来实现时，他的“天下观”开始就把自己引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激烈冲突的悲剧之途。中国近代，虽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逐步成为一个时尚的口号，但更多情况下则是亡时有责，而兴时的天下乃天子的天下，天下苍生只能仰仗天子隆恩。在这种国情之下，不论是“货通天下”也好，还是“汇通天下”也好，与正统的皇权统治思想肯定是有冲突的。什么是悲剧?在文学家的字典里是这么定义的：历史发展的必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用这个定义来解释19世纪山西票号最终由盛而衰的悲剧，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
Top9 红顶商人——胡雪岩：红顶商人之路，经验教训多
【人物简介】
胡雪岩(1823-1885年)，清代红顶商人，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商界名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城“仁德钱庄”做跑街，后因擅自借钱给官兵被开除后在湖州买卖粮食为生，后在杭州设银号，又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是当时的“中国首富”。并开办了胡庆馀堂中药店，留传至今。
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宗棠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立下汗马功劳。几经折腾，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他构筑了以钱庄、当铺为依托的金融网，开了药店、丝栈，既与洋人做生意也与洋人打商战。白手起家，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在中国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笔。他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协助左宗棠兴办洋务，以图强国;怀着一颗仁厚之心，开办胡庆余堂，以图济世救人。终其一生，他以仁义经商，对当今的商人仍有借鉴意义。但他生活荒淫无度，又不谙政界之道，终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终钱财散尽，黯然离世。
【经商经历及成就】
白手起家。胡雪岩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亲戚推荐，进钱庄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正是在这一时期，胡雪岩靠患难知交王有龄的帮助，一跃而成为杭州一富。王有龄，宇雪轩，福建侯宫人。在道光年间，王有龄就己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后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其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速速进京混个官职。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钓，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862年，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晌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饱短缺等间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他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勾结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约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胡雪岩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硷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
晚清洋务运动中，胡雪岩协助左宗棠开办企业，主持上海采运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经手购买外商机器、军火及邀聘外国技术人员，用西洋新机器开凿径河，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回佣。毫不夸张地说，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着胡雪岩极大的功劳。另外，在官府的支持下，他顺理成章地操纵了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到1872年，阜康钱庄的支店达到20多处，遍布大江南北。资金有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他曾被授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成为一个典型的官商，也是当时最红火的人物。随后他于1876年在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了胶厂。
开办胡庆余堂。早在1875年由于战乱、疫病等原因，死亡率剧增，人口负增长之时，胡雪岩便己打定救死扶伤的主意。他邀请江浙一带的名医研制出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赠给曾国藩、左宗棠等部及受灾区民众。胡雪岩在全盛时期开创的胡庆余堂将他救死扶伤的对象范围扩大到全天下所有的百姓。在胡雪岩的主持下，胡庆余堂推出了十四大类成药，并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在《申报》上大做广告，使胡庆余堂在尚未开始营业前就已名声远播，这正是胡雪岩放长线钓大鱼的经营策略。1878年春，以上的耗费换来的是成倍的利润。
胡庆馀堂雪记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有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那时战争频繁，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很受老百姓和军队的欢迎。此后，胡雪岩亲笔书写了“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胡庆馀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西征举借。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惜洋款救急。自然，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汁金额为一千八百七十万两白银，而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高利贷。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借款举动是值得的。当然，图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岩也无法脱俗，他利用借贷款实付利息与应艾利息之间的差额，吃了“回扣”。但总的来说，在当时西征大军欠缺粮晌，各方相互推委的艰难时刻，胡雪岩能够挺身而出，不辞劳苦担负起筹借洋款的重任，协助左宗裳西征保住新疆，还是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虽然，我们常常把奸字与商字连在一起，甚至更有无奸不商一说，但就事实而论，生意场中也有性情中人，胡雪岩算得上其中之一。
慈善爱国。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并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并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己达二十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衰败没落。1882年，他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惹怒了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为海关和海运操纵在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天，他被迫贱卖，亏耗了1000万两，家资去半。加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到了十一月，各地的商号纷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关门倒闭。接着，慈禧太后下令将他革职查抄，严追治罪。胡雪岩遣散了姬妾仆从，开始善后。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一贫如洗，从原点出发，最终又回到了原点。但是他精心创下的胡庆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
清人顾嗣协曾有诗：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取短，智高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胡雪岩先后经历清道光、咸丰、同冶、光绪四朝。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胡雪岩生长的时代正是清廷内忧外患，国库空虚、极需商人扶危救时。他的一生极具戏剧性，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字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却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在赢得美名的同时，也得到了心灵的满足。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特别是最后三点，让他在中国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Top10 一代钱王——王炽：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人物简介】
王炽(1836～1903年),字兴斋，汉族，弥勒县虹溪人。青年时斗殴杀死表兄姜庚逃至四川重庆，与旅渝滇商合营“天顺祥”商号，来往川滇互贸。资本主义在西方已兴起，生活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他抓住全国商品经济萌动的态势，投巨资于刚兴起的银行票据汇兑行业，以昆明“同庆丰”钱庄为龙头，在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行省及香港、越南、马来西亚设立分行，数年经营，成为滇中富商。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作为晚清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云南弥勒人王炽的一生充满了奇迹。曾经，钱王王炽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可叹的是，如今很多人只知胡雪岩却不知有王炽。王炽一生以利聚财，以义用财，以儒治商，爱国忠君，以惊人的经商天赋和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钱王…… 王炽究竟有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同庆丰”在鼎盛时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却是不争的事实，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之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炽。王炽成为清末巨商的历程，有着无可避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色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勇于拼搏创新，是王炽能够在众多经商者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因素。王炽死后归葬故里，墓地选在连绵千里的乌蒙山这条巨龙的上嘴唇上，气势超过昆明园通山上的云南都督唐继尧墓。
【经商经历及成就】
发家起源。王炽自幼聪明好学，因家境困难，王炽不得不离开私塾，跟着大人做起了小本生意。王炽无从家乡收购土布等运到竹园、婆今(盘溪)等地贩卖，又从那些地方采购红糖回家乡销售。这样来回都有生意，资金周转很快，加之王炽很能吃苦，也知道节俭，没有几年，他就积攒了纹银百多两。王炽有了资本，生意日渐兴旺。他扩大了经营项目和经营范围，由此开始组建自己的马帮，在建水、泸西、师宗、丘北一带往返贩运土杂百货。由于王炽胆大机敏，为人侠义，至他20岁余时，他家已成殷富人家，已在滇南一带小有名气，人称“滇南王四”。
清同治十一年至十二年间，王炽在省城昆明开设“同庆丰”，经营汇兑存放款事业。此后生意越做越大，数年即成滇中巨富。《新纂云南通志·卷四十四金融》载：“本省同庆丰、外埠天顺祥为云南帮中杰出票号……两号为虹溪王炽创办……同治十一二年间，先在省垣设立同庆丰，日渐发达，仍亲赴重庆仿山西帮规例，改组天顺祥，营汇兑存放款事业，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逐渐推广。京都、上海、广东、江西、汉口、常德、重庆、成都、叙府、贵阳等均有天顺祥票号。总号有资本十万两，京都分号有三万两，其馀各一万两……咸同滇乱与中法凉山之役均筹垫饷款，获利甚巨。故资金充裕、款项灵通。两号信用大着，凡协款、丁银、丁赋均归其专办。”至光绪中后期，天顺祥分号已遍及全国22个行省中15个行省的大中城市。号称“南帮之雄”，与西帮三晋票号并驾齐驱而驰名于国内。王炽缔造的以金融票号业为主干的商业帝国，享誉一时。美国《时代周刊》曾将其列为西元十九世纪末的全球第四大富豪。
经商有道，且胆略非凡。同治末年，川东道库急需向四川布政司解缴白银三万两而一时无法凑足。道署在重庆间川帮商界洽借，但无一家愿意借给。官员们情急之下找到天顺样，没想到王炽竟一口应承，并且不要利息。使官员们大为惊叹，认为天顺样胆魄超人，实力雄厚，信用昭著。
光绪六年(1880年)，唐炯奉命督办川省盐务。他为改善川盐生产设备，急需白银十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拔，唐炯只得到重庆向商界筹集。然而，商贾们认为，盐茶道借款虽有盐井可担保，但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可见效，何时才能收回本金?感到风险太大，都不敢贸然借出巨款。道署委员张海槎是云南人，向与王炽交厚，便自告奋勇来找王炽。王炽权衡利弊，又与亲信商量之后，便答应在七八天之内即可借出十万两交盐茶道使用。唐闻之，喜出望外。第二天，张海槎把王炽请到唐府。唐炯以礼相待。话间再三问及借款之事有无把握，王炽说，不出十日即可送来，决不会坏唐公大事。唐炯疑惑顿释，并告之其汇费每百两年息只给三两，王亦无他议。王炽回庄后立即组织清点天顺祥号内存余，不敷之数，以需办货为辞，密向西帮票号和生意帮以及同乡富有者筹借。由于王炽平时信用昭着，故能有求必应。只八天，便将十万两白银全数筹足，并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列队敲锣打鼓绕城数圈后至官府送银，一时间全城轰动，妇孺皆知“天顺祥”筹巨款一事。经过此举，王炽身价百倍，在生意场上名声日增，且与官府关系也日益密切。
富甲全滇。“天顺祥”的一炮打响使王炽身价更著，更重要的是，王炽找到了唐炯作为政治靠山，并由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无所退”的发迹之路。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生意做得得心应手。随后，王炽与席茂之分伙独自经营，在昆明创设自己的“同庆丰”商号，并改组“天顺祥”，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 “同庆丰”以汇兑业务信用好而成为民间和官府承办汇兑的首选。很快，钱庄以长江沿岸为线，在国内各大城市逐步增设分号，成都、汉口、九江、南京、上海、贵阳、广州、承德、北京等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行省都有设置，鼎盛时期在香港、、越南、马来西亚亦设有办事机构。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之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
十三年唐炯调任云南矿务督办大臣，派王为矿务公司总办。王为筹办云南铜、锡矿业，苦心筹划十馀年，先后垫支开发基金银10万两，并亲赴四川、湖南、广东、汉口、宁波、上海等地招商集股，为开发东川铜矿、个旧锡矿，发展地方工业尽了自己的的努力。王在办矿业中大获其利，成为“富甲全滇”的企业家。仗兴疏财，慈善爱国。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出兵犯境，云南巡抚岑毓英督师出关救援。当时军情紧急，需饷甚巨，一时筹应不及的紧要时刻，达官贵人忙于避祸，惟利是图的商人们都做了缩头乌龟，独有王炽毅然独自借垫60万两巨款作饷银，岑毓英为之赐额称“急公好义”。王炽还花巨资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了滇越铁路的路权，使云南路权不受法国人支配。为保护地方工业不被洋人染指，王炽冒险夺标，垫付数十万两白银与官府一同筹办云南铜、锡矿业。晋、陕两省大旱，黄河断流，王炽捐银数百万两给工部兴修水利，被李鸿章称之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仓惶出逃，所带银两不足大队随行人员衣食，王炽认为爱国必须忠君，因此十万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马所经之地，“同庆丰”分行须全力资助。慈禧回京后，国库空虚，资金短缺，王炽发动海外及国内各分行融资接济。1903年12月28日，王炽在他创立的昆明“同庆丰”商号内溘然与世长辞，走完了他人生的68个春秋。王炽，一位比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还要厉害的人物。“三代一品”红顶商人，这个清廷给予商人至高无上的荣誉，证明了王炽“为国”所做的种种贡献。尽管王炽的“忠君爱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但他在中法战争中垫付的军饷、为全国各地人民所捐赠的赈灾银两，无不显露了一位儒商的胸襟和仁义。尽管因为种种原因，王氏的商业帝国到如今已荡然无存，可他的商道，他的为人，依然有着独特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