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厂卫”一词曾是对特务机构的总称。自打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设立东厂，“厂卫”便已初具规模;至明朝中叶，又有西厂、内行厂相继出现，“厂卫”机构日渐构成了一个交错纵横、互有牵制的复杂体系。汪直便是西厂的倡设人与首任掌门太监，在他的经营下，西厂曾一度“权焰出东厂”、“威势倾天下”，其手下干将和娄罗们也都个个肆展淫威，疯狂贪虐。
汪直是广西瑶族人。明宪宗成化(公元1465-1487)初年，明廷派兵到广西“征蛮”，汪直作为被镇压者子女遣送宫中，自幼当了太监。《明史·宦官列传》载，小太监汪直最初“给事万贵妃于昭德宫”。随着万氏在后宫斗争中节节胜出，汪直的地位也不断提升，尚未成年便已迁为御马监掌印太监。成化十二年，北京城爆出所谓“妖狐夜出”的离奇传闻，随后皇宫中也有宫女、太监声称看到神秘黑影出没，又有一个叫李子龙的妖道混入宫中兴风作浪，事发伏诛。这一切，都使自幼在万贵妃照料下长于深宫的成化帝朱见深很受触动，急欲探知宫城外面的世界。见汪直“为人便黠”，灵活机警，便令他易服出宫，率一两名锦衣卫化装成老百姓“密出伺察”。
另据《明实录·宪宗实录》描述：汪直“初出布衣小帽，时乘驴或骡往来京城内”，样子十分诡异。
汪直外出刺探，不仅将城内情况摸了个底清，就连其同行、那些东厂太监及外派镇监们背着皇上做的坏事，也都被他一一打探分明，密报回宫。比如南京镇监覃力朋进贡后回到当地，因“以百艘载私盐，骚扰州县”而受到当地典史查问，覃力朋竟动粗打伤典史并“射杀一人”。汪直探悉此事立即报告，将覃力朋捉回候斩。通过这件事，成化帝朱建深坚信汪直“能摘奸”，由此“益幸直”。鉴于东厂、锦衣卫各自形成势力，时有出规逾矩的事情发生，为便于对其监督，并弥补其劣势，建立多重耳目，成化帝朱建深特别批准汪直另立山头，在北京皇城西安门附近设立西厂，与东安门一带原有的东厂各守一端，分庭抗礼。汪太监年轻得志，如愿以偿当上西厂头目，一时豪兴十足，急于“立功”。为了与自己的假想敌东厂竞争，他不仅在短时间内建立了比东厂更为细密的特务网络，还设法从锦衣卫挖掘“精英人才”、引进“领先技术”为己所用，进而“屡兴大狱”以制造影响。
汪直最为倚重的心腹韦瑛，就曾是锦衣卫的百户长。韦瑛“跳槽”来到西厂后，即向急于引起轰动效应的汪直献上一份大礼：成化年间朝中贤臣不多，故而前朝阁老“三杨”声誉不衰，其门第及子孙亦颇为后人推崇。但不久前，“三杨”中已故少师杨荣的曾孙、建宁卫指挥杨晔与其父杨泰“为仇家所告”，暂时逃入京城，在其姊夫董玙家中躲事。偏这董玙同韦瑛有些交情，随即向他求助，希望他能借锦衣卫这身“老虎皮”出面干预一下。不曾想，这韦瑛最是个红脸黑心的人，当面承诺，转身即“驰报”汪直。汪直大喜，“即捕晔、玙考讯”，刑讯中还用上了一种酷刑“琵琶刑”，对杨晔、杨玙父子“三琶之”。这是一种刚从锦衣卫引进的酷刑，受刑者“骨节皆寸解，绝而复苏”，其状死去活来。杨晔“不胜苦”，于是“妄言寄金于其叔父兵部主事士伟所”，汪直又不经奏请将杨士伟逮捕下狱，并“掠其妻孥”，将杨家洗劫一空。最终“晔死狱中，泰论斩，士伟等皆谪官”，朝中另有郎中武清、乐章，行人张廷纲，参政刘福等“皆无故被收案”，酿成一起轰动朝野的大案。
此案过后，成化帝对汪直“益委任之”，汪直“遂权宠赫奕，都人侧目”。他进而将西厂势力进一步拓展，形成一张“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的恐怖罗网;所管辖的范围也无限扩大，就连“民间斗詈鸡狗”的琐事也“辄置重法”，搅得市肆不宁、“人情大扰”。这样一来，西厂“权焰出东厂上”，汪直也神气活现，每出必是“随从甚众”，公卿百官“皆避道”，惟恐被他撞上。兵部尚书项忠因逢之不避，被百般“迫辱”。明人吕毖《明朝小史》载，汪直巡查边地，所在都御史“皆铠甲戎装将迎，至二三百里，望尘跪伏”。伺候住宿时，更是“趁走唯诺，叩头半跪，一如仆隶”。故时有谚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又有人作杂剧，剧中一丑角说：“吾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
汪直气焰如此嚣张之时，竟也还没忘记他的后台老板万贵妃。《明史·后妃列传》载，汪直与佞幸钱能、覃勤、梁芳、韦兴等“苛敛民财，倾竭府库，以结贵妃欢”;《明实录》则载，仅在侦办杨晔一案中，韦瑛就先是“倾取其赀”交给汪直，其后又受汪直之命“夜入仕伟家，搜捡财物”。至于这些不义之财的去向，除部分用来“孝敬”主子之外，也少不得自己私吞。
汪直和他的娄罗们打着西厂的牌子四处苛敛、八面威风，也引来了民间“山寨”模仿者。《明实录》载，成化十四年，江西有个名叫杨福的骗子“诈称太监汪直，事觉问拟斩罪”。由于此人貌似汪直，经常州、苏州、杭州，抵绍兴、宁波、温州、福州诸府，自己假装廉洁，却由那些伪扮的“校尉”们大肆敛财，一时收获颇丰，“有司皆承奉恐后”。
汪直等人的胡作非为终于引起士人反抗。内阁大学士商辂率万安、刘珝、刘吉等阁僚联名参奏其所行不法，要求斥退汪直，罢黜西厂。成化帝起初十分恼怒，非要让司礼太监怀恩查问发起弹奏的领头者是谁。次日，朝廷众臣也都纷纷站出来力挺商辂，成化帝“不得已”而罢西厂，命汪直重回御马监，韦瑛戍边，西厂诸旗校并入锦衣卫。但成化帝仍“眷直不衰”，汪直也申辩说内阁的弹奏是出于“为杨晔报复”，加上御史戴缙为之游说，不久竟又下诏“复开西厂”，致使汪直气焰“愈炽”，先后“诬奏项忠”，将其罢官为民，又将左都御史李宾“褫职”。一时九卿中尚书董方、薛远及侍郎滕昭、程万里等数十人皆遭“劾罢”，大学士商辂亦被罢去。
俗话说，姜是老的辣。正如商辂等人当初上疏中所指“汪直年幼未谙世事”，他果然“栽”在自己这个短处上。传载：汪直“年少喜兵”，也想学着前辈王振的样子“立边功自固”，于是自任监军，到边境线上四处寻衅滋事，导致境外异族首领频频犯边，先后有“伏当加寇辽东，亦思马因寇大同”，皆“杀掠甚众”。成化帝见汪直太不懂事，对他渐渐疏远，最终将他调到南京降为奉御，“罢西厂不复设”，一时“中外欣然”。如今回首，当其时也，以反封建为主旨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在席卷欧洲，而被古老皇权思想深深桎梏的中国，无数人们的命运还在为一个太监及其形如儿戏的荒唐机构的兴废所左右，又如何“欣然”得起来?
